纪要丨“佛教与亚洲宗教跨地域与跨文化的互鉴与共融”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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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邙洛山历史学堂”公众号

 

编者按:浙江大学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于2023年正式加入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佛学研究的“旭日全球佛学网络”(Glorisun Global Buddhist Network),与北京大学(中国)、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汉堡大学(德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耶鲁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美国)、哈佛大学(美国)、香港大学(中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以色列)、东京大学(日本)、法国国立东方语文学院(法国)共同成为14所成员校,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第2所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性大学。

 

2024年8月17日—8月18日,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佛教与亚洲宗教跨地域与跨文化的互鉴与共融”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韩国等国的50名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了为期2天的学术研讨。

 

会议第1天上午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教授致欢迎辞,并为浙江大学佛教文明研究中心首次推出的“旭日年度荣誉教授”颁奖,本年度“旭日年度荣誉教授”授予郝春文教授

 

 

两天会议由开幕式、4讲主题演讲与13场分论坛、闭幕式构成。在第1天开幕式结束后,紧接着由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教授葛承雍教授分别带来“说‘敦煌’”、“亚洲佛光映照下:唐代昆仑儿骑白象烛台艺术研究”两场主题演讲。二位教授利用传世史料、考古出土文物,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崭新看法,并对“敦煌”一词和踞坐大象的异域人给予了独特且深刻的阐释。相关问题亦得到后续会议发言人的热烈回应。

 

 

第1天第1场“跨文化地区的佛教艺术”专场论坛由郝春文教授主持,葛承雍教授评议,共有4位学者发言。四川大学教授李翎认为要建造一个具体的佛陀形象,需要汇集比如佛发、佛衣、佛手印等诸多具体元素,尝试解答最初的佛像是为了什么而制造?工匠是如何制造?造像的依据为何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利群指出中国各地所见笈多佛教艺术因素并非一次性系统性吸收,而是不同时期、不同途径经由多轮传入的结果。新疆龟兹研究院副所长苗利辉发现龟兹石窟艺术的发展是从犍陀罗艺术开始,逐渐演变为将犍陀罗因素融合,进而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龟兹风佛教艺术并向外传播。云冈石窟研究院文博副研究员郭静娜从造像组合、宗教信仰、文化因素以及政治内涵总结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弥勒造像的特征,认为早期洞窟受弥勒与转轮王信仰的影响,政治因素较为突出。

 

 

第1天第2场“人的流动与佛教的传播”专场论坛由何孝荣教授主持,孙英刚教授评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与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先后发言。刘屹教授精细分析鸠摩罗什母子的“疏勒道”,昙猛、法显、智猛、昙无竭、道荣、惠生等僧人经行葱岭地区道路的史料,以及谷巍龙、宋云等国使选取的路线。冯国栋教授则关注两宋时期金人入主中原后,北方僧人南下与中原僧人入北对南北方佛教发展的影响。

 

 

第1天第3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涉”专场论坛由冯国栋教授主持,刘屹教授评议,共3位教授发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执行系主任钮卫星比对京都东寺藏《火罗图》与《大正藏》密教部经典《梵天火罗九曜》,详细考证出其中对罗睺、计都记载的不同,揭示出天文学随佛教传播呈现出本土文化对外来知识的吸收、融合与改造。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院长邱高兴围绕“唐诗之路”概念的形成,唐代诗人诗歌作品对浙东风景的描写,魏晋时期的佛教高僧在浙东的行迹等方面描述浙东唐诗之路与佛教文化的交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对明代杭州佛教进行了细致考证,认为明代杭州表面上发展、繁盛超过前代,但实质上佛学进一步衰微,佛教进一步世俗化,日益成为“庶民佛教”,而杭州更是明末全国佛教的中心。

 

 

自第1天第4场开始进入分组论坛。分会场“东亚佛教思想”由刘屹教授主持,张风雷教授、艾保罗(Paul Atkins)教授评议,共3位学者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编辑李想追寻“净土”的词源与思想背景,认为“净土”的概念是汉地佛教译经过程中产生的词汇,与梵文“清净”“庄严配置”的意义密切相关。韩国东国大学研究员权奇完研究曾翻译《华严经》的韩国禅师吞虚(1913~1983)对《庄子》的佛教解释,指出吞虚禅师强调东亚哲学思想中的统一性。牛津佛教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Brian Victoria列举日本佛教与神道教共存的实例,认为佛教愿意容忍并促进神道教在日本的发展有许多积极方面。

 

 

分会场“中古佛教丧葬”由孙英刚教授主持,冯国栋教授评议,共3位学者发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大伟分析指出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主要以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为主,土葬是当时最主流的丧葬模式,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露尸葬则最具印度佛教特色。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赵青山则研究唐代僧人的敕葬活动,详细考证了13例个案的共有事项,并思考僧人可以获得敕葬资格的标准。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博士生宗艳红以北宋汴京法云禅寺为例,探讨禅宗寺院和禅僧于宋朝政治、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

 

第2天共8场分论坛,两场主题演讲。分会场“佛教知识世界”由邱高兴教授主持,李翎、钮卫星、赵文、Bruce Rusk教授担任评议,共4位学者发言。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周利群从《摩登伽经》内容记载的现世故事和本事故事出发,讨论印度的种姓制度。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副教授拉毛吉运用藏历历法知识讨论藏历历法中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在无历本参考时,如何知道是否设有闰月?以及闰月落在哪个月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博士后王楠引入现代物理学与数学知识重新讨论佛教阿毗达磨中的极微说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张煜重在分析《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描写的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提到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与印度佛教有关的故事情节。 

 

分会场“佛教翻译”由王大伟教授主持,赵青山、侯浩然教授担任评议,共4位学者发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刘益民从寺院营建为切入点,讨论佛图澄与中古中国北方佛教早期发展的关系,指出佛图澄巧妙地将他的预言能力同塔铃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从而制造了佛塔(寺院)的神圣性。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吕博详细讨论道宣《广弘明集》收入《魏书・释老志》时,对道人统法果主张拜天子的内容,以及崔浩形象等内容的改写,认为从历史书写角度来看,道宣的作品有时会成为理解中古佛教的阻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华婷婷从描述翻译学视角下考察唐代波顿译场的译经活动,重在关注选译翻译佛经背后的社会背景,认为翻译过程中翻译者的意识形态与读者的兴趣起到关键作用。意大利罗马大学( Rome University)讲师Laura Lettere追溯《十二门论》和《佛说行赞》中驳斥自在天作为造物主的论断可能是出自Yogācārabhūmi,且后者主要是为了反驳有神论传统。由于中国并无对造物主至高无上的一神崇拜,因此早期的佛教翻译文本对中国本土思想的影响体现在对于“道”作为宇宙的最高原则和起源的争论上。

 

 

分会场“禅法、弥勒与护法神”由励轩教授主持,王楠、郭静娜、侯浩然三位老师担任评议,共3位学者发言。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赵文指出中亚出土梵语禅经反映的是6、7世纪中亚佛教瑜伽师的禅法,且逐步分析各章所记禅法的不同历史来源。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潘小溪详细分析与弥勒信仰相关的佛经文本,指出中土弥勒信仰从一开始便带有深刻的犍陀罗佛教文化基因,但随其在中国的发展,犍陀罗特点逐渐变为隐性,汉传佛教特点日渐明显。首尔大学博士生Chelsea Hemmings聚焦朝鲜半岛佛教护法神画中来自印度与中亚的影响。

 

 

分会场“佛教文献编纂与刊刻流通”由李想编辑主持,吕博教授评议,共3位学者发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石青以南朝吴郡陆澄编《法论》为中心,分析《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相关内容的编纂思路与补充过程。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杨志飞将唐代译经分为私译、官译两类,指出二者在社会上流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并认为唐代译经完成后流通的基本程式为缮写、校勘、有司进上、详定、入藏流通、下敕转写。海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管仲乐聚焦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及其亲族刊刻多部祈祷“续命”的疑伪经背后的思想诉求,揭示张允伸在幽州藩镇权力掌控中所面对的困局。

 

 

分会场“东亚佛教文献”由侯浩然研究员主持,张美侨博士后评议,共2位学者发言。根特大学( Ghent University)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后方洛杭( Laurent Van Cutsem)比较《景德传灯钞录》中所引《宝林传》与金藏本《宝林传》的文本差异,尝试分析14世纪《景德传灯钞录》的日本编纂者所使用的《宝林传》版本。浙江省博物馆吴庐春从书写风格、四周的栏框、异体字和存在的一些误写,四个主要方面尝试厘清杭州雷峰塔石刻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历过前后两次镌刻。

 

 

分会场“跨文化地区的图像与文字”由周利群教授主持,李翎教授、拉毛吉副教授评议,共5位学者发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王诗雨围绕与禅观有关的白骨主题,从美术、宗教、历史多个层面揭示了白骨主题在西域禅观思想与图像传入中国时的角色和地位。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珺从印度地区的考古遗迹、印度及中亚的佛教雕刻、佛教天文图像等方面,探讨摩羯(Makara)的演变与内涵,并利用Makara在东南亚地区的遗存研究其在东南亚的传播与本土化。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任副研究员骆如菲探讨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两幅11至12世纪的示善趣观音( Sugatisandarśana Lokeśvara)图像的文献依据、粉本来源以及与敦煌地区观音系统的关联,从而揭示出西藏西部独特的文化风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侯浩然考察在后弘期早期西藏流行的从印度翻译而来的六字真言修持和成就法文本,认为他们对于观音信仰和六字真言在藏地的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励轩指出在九世班禅喇嘛1923年逃亡内地之后,在与内地人士交往中 主动运用起“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概念,九世班禅喇嘛本人,及其追随者均表现出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积极参与塑造更多藏族同胞的现代中国认同过程中。

 

分会场“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由赵文副教授主持,邱高兴教授、John Jorgensen教授担任评议。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考证建文四年(1402)赴日外交僧道彝天伦和一庵一如在日的交往对象,包括作为幕府僧官的绝海中津、京都东福寺僧侣岐阳方秀等,揭示出明朝外交僧使的赴日文化交流活动对于增进了解与信任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艾保罗(Paul Atkins)则聚焦在杭州和其他地方寺院居住8年时间的日本僧侣绝海中津,以及他与中国僧人之间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国界的宗教、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张美侨考察11至12世纪日本僧侣对于《大般若经》的校勘实践,以及中国僧人对于八十华严的校勘活动,揭示中日寺院校勘实践的差异在于中国更加注重位于源头的西域原本,而日本则以来源于唐朝的汉语译本为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聂靖细致探讨契丹与佛教接触最早的证据,以及契丹建国前后针对佛教的举措与草原佛教具体展开的历史。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博士生 Anne Baycroft 探讨19世纪日本知识分子与中国上海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印刷中文书籍方面的关系,认为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文本和知识交流网络。

 

第2天所有分会场结束后,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退休教师John Jorgensen博士分别带来“略论‘格义’及其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和“A Common Terminology or False Friends: Trans-religious exchange of philosophical terms up until the Early Tang共有的含义抑或‘虚假的朋友’:初唐以前哲学术语的跨宗教交流”两场主题演讲。张风雷教授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讨论“格义”的含义、范围及其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John Jorgensen博士从魏晋玄学和儒家经学学者留下的著作入手,认为唐初儒释道三家辩论一方面带来共享学术术语的机会,另一方面亦提供了在互相借鉴之际被误解和误导的可能。

 

各专场论坛发言人发表结束后均与在场听众、学者进行了热烈且严谨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最后两位演讲者还多次回应会议第一场主旨演讲的议题。

 

 

“佛教与亚洲宗教跨地域与跨文化的互鉴与共融”国际研讨会是浙江大学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与旭日全球佛学网络(Glorisun Global Buddhist Network)合作举办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在孙英刚教授热情的致谢辞中宣告圆满结束。为继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佛教学术与亚洲文明史研究,今后每年均将举办一次相关主题研讨会,敬请关注。

 

【各会场讨论集锦】

 

撰文:张美侨
审校:石青
摄影:龚文静、骆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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