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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佛文研微信公众号
2025年12月10日上午，“旭日佛学荣誉讲座”第8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室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主讲，讲座主题为“帝国之体即媒介之用：‘帝国媒介论’雏说及其对中古佛教的意义”。聆听本次讲座的同学来自本校各院系以及部分兄弟院校。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历史学院侯浩然研究员、文学院冯婧研究员等老师出席此次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陈瑞峰研究员代为主持，陈瑞峰研究员对陈金华教授的学术履历、成就进行了详细介绍。陈金华教授对孙英刚教授、陈瑞峰研究员的讲座邀请表示感谢。
讲座伊始，陈金华教授指出，帝国是跨地域整合的历史性治理形态，其影响力远超领土征服，深刻塑造文化、宗教、族群互动与经济流通。传统研究聚焦军事、行政与经济，却难以解释异质文化如何被整合、社会张力如何调和。
在此背景下，陈金华教授提出“帝国媒介论”（Imperial Mediation Theory）：帝国本身即“媒介”，通过符号治理与感知框架形塑秩序。帝国作为复合媒介场域（Media Field），以法律、信仰、语言与典章制度普遍化统治意志，并通过象征系统（神话、历史、仪式）维系共同记忆。结合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福柯“知识与权力学说”、布迪厄“象征资本”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等理论，“帝国媒介论”将揭示帝国如何将权力内化于知识、生产与日常生活中。陈金华教授还提示道，当代科技平台（Google，Meta，Tiktok等）的算法治理与内容规范，展现出类帝国的符号权力，使帝国式治理以分散、隐微且日常化的方式持续运作。
陈金华教授回顾、评析了多种重要的帝国理论，希望突破过去的研究视角。在“帝国媒介论”的解释体系中，帝国统治不仅靠军事与财富，更依赖宗教、教育、仪式、文学等象征资本，形成“看不见的治理力”，无需暴力即可界定正统与话语权。象征资本深入日常生活，成为整合多元族群的核心结构，但它始终处于争夺与再分配之中，揭示权力如何嵌入语言、信仰与记忆。因此，帝国不仅是领土或制度，更是一个以符号与意义运作的治理网络。
陈金华教授以“权力之鼎”比喻政治、商业与宗教的三足关系（人—物—神）。帝国权力由政治、经济与精神三类构成，其中精神权力透过宗教、知识与文化形成象征资本，成为维系合法性与整合多元族群的核心。若无精神力的支撑，政治强制与经济汲取难以长久运作，因为统治必须内化于人们的价值观与日常认知。福柯的“知识/权力”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揭示帝国如何透过教育、宗教与媒体，使支配变成被接受的常识。历史案例显示，象征秩序的稳定如唐代三教融合能强化帝国，而其崩解如罗马晚期则导致衰亡。
“帝国媒介论”强调精神性权力（象征资本）的重要性。传统帝国研究聚焦军事与经济权力，难以解释帝国如何长期稳定并深度渗透宗教、知识与日常生活。在“帝国媒介论”中，帝国权力源于精神性治理：通过语言、历史、信仰重写感知，配置集体记忆与未来想象，规范谁有权叙述世界，从而整合多元社会、界定真理与正当性。帝国将军事、经济与文化资本结合，对时间、空间与生命意义进行总体规训，统治深入日常，而非仅限疆域。
象征秩序的公共性与伦理正当性至关重要。一旦被私有化或工具化，整合功能将转为排他宰制，削弱合法性。唐代佛教与罗马基督教的案例显示，象征资本失去公共性后，边疆认同回流，帝国整合力衰减。以此延伸到现代科技平台，其虽承担精神性角色，其私有化与商业化逻辑亦可能削弱公共性，形成新的认知操控。无论古代帝国或现代科技平台，象征资本失信时，政治与经济权力亦丧失根基，帝国危机往往源于话语与价值秩序的瓦解，而非单纯兵变或财政困境。
帝国治理历来依赖暴力与资源，但“帝国媒介论”强调第三支柱——象征资本——是合法性的深层根基。它通过语言、神话、信仰与教育，使臣民内化秩序，无需武力即可调控人心。当象征体系龟裂、语言失凝聚力或知识制度失信时，帝国治理即从共享秩序堕落为抽离宰制，凝聚力瓦解。当代数位平台与演算法治理通过推荐与筛选塑造社会认知，形成“算法神权”，提醒人们帝国治理核心不仅在军力或财政，更在于持续驯服、再生与更新象征媒介，保障公共性、文化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帝国兴衰呈现佛教“成住坏空”的周期性。当象征资本被私有化、制度化或语言机械化，精神权力僵化，帝国从价值容器变为操控机器，陷入信任危机。进入数字时代，算法、平台与全球资本构成“超媒介体制”，语言、伦理、认同与行动被技术化、数据化，公共价值被系统吞噬，帝国失去自我批判能力，沦为空转机器，此即“帝国之癌”。
帝国兴衰的“不可逆之点”隐匿于制度裂缝或象征资本耗竭，一旦越过，帝国难以自我修复。唐帝国安史之乱与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改革的例证显示，权力分裂、官僚扩张与制度僵化加速衰落。“不可逆之点”本质上是象征秩序崩解的征候：象征资本私有化或耗竭，使帝国性丧失，制度失去再生能力，呈现布迪厄与麦克卢汉所指的“道器颠倒”。当代“超媒介帝国”的数据治理延续此周期逻辑：语言格式化、伦理技术化、认同数据化、行动算法化，危及精神自由。理解帝国周期，有助于辨识文明危机，防止媒介反噬价值。
帝国兴起依赖“象征中枢”（“普世价值”）与“物质机构”（权力集团）这两大支柱。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指出，理念通过制度与媒介被转译与再生产。当权力集团将‘普世价值’工具化，便出现“道器颠倒”：象征资源被垄断，帝国沦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机器。罗马共和精神被元首制取代、唐代佛教整合力被士族与宦官攫取，均显示象征秩序崩解与制度断裂，社会认同削弱，帝国以道德与秩序名义维护权力，却丧失正当性，陷入自我腐蚀的轮回。帝国的兴衰最终源于象征系统崩塌与信念结构溃散，而非疆界之外，揭示理念、权力与利益间的深层张力与文明悲剧。
帝国扩张还需商业网络与宗教体系双翼：商业提供资源与财政，涵盖多元族群的宗教体系提供象征合法性与文化整合。帝国、商业与宗教构成三角关系：政治依赖商业扩张，依附宗教获得精神效忠；宗教与政治互为依存，又保持超越性张力。帝国长治久安依赖三者平衡：宗教不沦为附庸，商业不沦为垄断，政治亦不压制一切。帝国与宗教在边界观上异质：帝国重领土，宗教跨疆界；商业与帝国互生共振：商业提供资源与网络，帝国提供秩序与保护，商业逐利性亦可能挑战帝国稳定。商业与宗教双翼失衡，帝国便步入衰亡。
帝国扩张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化进程，推动商品、人才、文化、价值观跨域流动，带来繁荣也激活地方自觉。当“普世价值”与地方利益之间张力累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之间矛盾凸显，全球化动力呈波动性。当疆界到达极限或地方离心时，帝国会被迫收缩，限制贸易与文化，全球化动力逆转。帝国全球化是一场“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其内部矛盾累积造成兴盛与衰亡循环，提醒当代全球化必须正视制度脆弱性与多元利益张力。
帝国全球化呈“成亦全球化、败亦全球化”的二律背反：成功推动多元流动，但维稳与再统一的努力却违背开放本质，最终帝国易因内部压力崩解。亚历山大帝国解体、阿育王晚年地方离心、唐朝安史之乱后文化保守与罗马放弃边陲，皆显示帝国全球化扩张的同时便埋下分裂种子。
陈金华教授总结道，“帝国媒介论”突破传统“中央—边陲”框架，强调宗教、商业、文化与教育等中介结构具有能动性与协商能力，而非仅是中央权力的被动通道。中介结构在知识生产、文化整合、经济流通与制度调节中扮演核心角色，使帝国治理呈现网络化、多层次与非线性的动态运作。权力落实依赖中介的转译与协商，中央与地方、制度与文化之间形成双向互动，产生新的制度张力与变革可能。
历史案例如唐代僧团与罗马基督教会显示，中介机构能反向影响政策，甚至成为帝国整合与制度创新的关键力量。“帝国媒介论”深化对历史全球化的理解，并揭示中介结构在文化交流、货物流通与治理维持中的核心作用。“帝国媒介论”对当代全球知识亦具启示意义，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宗教网络与数位平台皆展现中介能动性，是分析多层次治理与全球权力流动的重要视角。
孙英刚教授对陈金华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述，对陈老师计划出版的新书表示强烈期待。孙英刚教授介绍道，陈金华教授过去对于佛教高僧如法藏、昙迁等人的研究已然成为经典，对于政教关系、舍利信仰、佛教组织、圣地运动等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成功。这些年来，陈老师基于众多个案，逐渐梳理出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所总结出来的“媒介场域范式”“帝国媒介论”将对很多学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陈金华教授今天所讲的主题具有现代关怀，我们研究近十年来全球化的退潮，西方帝国主义的复兴，都涉及如何理解“帝国”概念。以往的研究强调帝国从权力结构上自上而下的影响，但陈老师揭示了种种媒介之间具有双向影响的动态关系。我们在古代史中能够看到许多的例子，比如王莽、武则天。统治者本身处在宗教的氛围和场域里，既主导权力和政治的走向，也受到已有学说和话语的引导。
讲座最后，陈金华教授与在场师生就“佛教与唐代衰亡的关系”“玄宗时代密宗的宗教网络”“西方学界的‘帝国’概念和理论”“东亚僧传与圣传的解读策略”“帝国媒介论中‘语言’的作用”“宦官在皇权与佛教之间的作用”“帝国体系下佛教圣地运动的中心、边界及其影响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此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办单位：
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佛教文明研究中心
整理：侯浩然
审定：孙英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