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第113及114期「敦煌讀書班」

敦煌研究院第113及114期「敦煌讀書班」

日期: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

時間:第113期 上午10:30-12:30

第114期 下午 2:30-6:00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賽馬會教學樓3樓 CPD3.28

網上參加(無須登記):騰訊會議 698-813-665

登记现场参加:https://hkuems1.hku.hk/hkuems/ec_regform.aspx?guest=Y&UEID=94272

(現場參加必須事先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免費參加,歡迎各界人士參與。)

主辦單位: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

贊助:旭日慈善基金

學術支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多元民族文化與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斷代研究”(項目編號:23AZS004)

語言:普通話

 

 

日程安排

敦煌研究院第113期「敦煌讀書班」

時間: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上午10:30-12:30

主持人:楊富學(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長、研究員、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第一講:東融西鑒:回鶻人的儒釋道耶信仰

報告人:牛汝極博士(新疆師範大學原副校長、教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

評議人:楊富學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長、研究員、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摘要:回鶻西遷後除了摩尼教信仰外,受當地中華文化環境影響逐漸傳習儒學、道學,《論語》《道德經》等經典都被翻譯為回鶻文,傳承踐行中華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曾盛極一時,形成了宏大的譯場和譯者群體,即使沒有全部翻譯漢文《大藏經》,至少經律論的大部分都翻譯為回鶻文了。此外,部分回鶻人還崇信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基督教的東方教派,留下了千餘件敘利亞文基督教祈禱書、聖經和聖徒傳記等文本。

關於報告人:牛汝極博士

牛汝極,新疆師範大學原副校長、教授,獲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哲學博士;任第七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民族學學科專家評議組成員;主要從事絲路語言文化研究;專著《文化的綠洲:絲路語言與西域文明》《十字蓮花:中國元代敘利亞文景教碑銘文獻研究》(中法文版)《回鶻佛教文獻》《維吾爾古文字與古文獻導論》等6部獲省部級優秀成果獎;在《法蘭西亞洲學報》《中國社會科學》《國際漢學》等中外期刊用中英法文發表論文百餘篇;主持完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路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省部級項目10餘項;目前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學人。

 

 

第二講:解讀《佛說阿彌陀經》中「白鵠」的身份及其在西方淨土經變中的圖像

報告人:余秀玲博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評議人:行佳麗(山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講師)

摘要:佛經中經常提到鳥類,有的出現於本生故事,或棲息於諸佛莊嚴淨土,最常見的是在彌陀淨土中宣流法音的妙音寶鳥。鳩摩羅什所譯的《佛說阿彌陀經》提及彌陀淨土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鵠、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當中的「白鵠」在《佛說阿彌陀經》的注疏中往往被解讀成「白鶴」,牠們在西方淨土經變中亦以白鶴的形象出現。以前對此解釋十分模糊。到底經文的原意是鵠?還是鶴?鵠與鶴是互通,還是各有所指?本報告通過文獻、藝術考古材料及鳥類學知識考查,認為以往將白鵠解釋為白鶴,以及在西方淨土經變中使用後者的形象,或許是一種有意的選擇,反映了鶴在道教文化中永生的象徵意義與佛教輪迴思想的重疊關係。

關於報告人:余秀玲博士

余秀玲(Wendy YU)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取得佛教藝術博士學位。她的研究著重透過佛教藝術探索佛教與生命美學。Wendy也是一位觀鳥愛好者和雀鳥畫家,並擔任香港觀鳥會的執行委員。她對鳥類的熱情延伸到了她的研究中,特別關注佛教藝術中的鳥類圖像,通過尊重大自然,研究並弘揚鳥類圖像之美,使得佛教更生活化。其學術之旅的一個顯著亮點是她的博士論文,該論文結合考古、文獻和鳥類學知識對西方淨土寶鳥進行創新及跨學科的研究。鳥兒在彌陀淨土宣流法音,Wendy願扮演橋樑向世人分享牠們精彩的故事。

 

 


 

敦煌研究院第114期「敦煌讀書班」

時間: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30-18:00

主持人:廣興博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前總監)

 

第一講:佛教多元文化的书写图像——以敦煌木板心经为例

報告人:崔中慧博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

評議人:祁曉慶博士(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資料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佛經傳譯與書寫是佛教傳入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活動,從東漢西域僧人攜帶佛經入華譯經,這種胡漢合作模式也促進佛教經典多元文化的特色。日本學者福井文雅曾關注一件敦煌木牌般若心經,由於是敦煌寫本之外的較為特殊的書寫材料,他形容其為“形狀正好是乒乓球的球拍的木製品”,在書板下端有一個手把可供持握“。福井文雅對於經文的出處有詳細的比較,另也對於木牌的用途提出了西藏起源說。本講題以此木板書寫心經為例,說明這種書板的傳統可見於犍陀羅出土的佛傳浮雕,源於描繪佛傳故事裡「太子學書」的場景。這一場景並不見於印度本土的佛傳敘事,卻於犍陀羅地區大量出現,似與犍陀羅地區的特殊文化背景有關。

關於報告人:崔中慧博士

崔中慧,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博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藝術史碩士。學術研究興趣: 絲路佛教石窟藝術、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敦煌與吐魯番佛教寫經書法研究。已出版中英文專書二本,學術研究論文三十餘篇。現任教於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東蓮覺苑學人(佛教藝術及文化)。

 

 

 

第二講:西藏錯那紮西通美寺杜康大殿壁畫相關問題研究

報告人:王小維博士(榆林學院藝術學院教師)

評議人:廣興博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前總監)

摘要:紮西通美寺位於西藏自治區錯那市紮同鄉紮同村,建於黑、白洛卓兩河交匯處的芒嘎拉山坡之上,海拔3700米。寺院屬藏傳佛教竹巴噶舉派,16世紀初期由三世竹欽活佛嘉木樣·曲吉劄巴(འཇམ་དབྱངས་ཆོས་ཀྱི་གྲགས་པ། 1478-1523)創建,16世紀中期,四世竹欽活佛白瑪噶波(པདྨ་དཀར་པོ། 1527-1592)在此基礎上擴建而成,五世竹欽活佛巴桑旺波(དཔག་བསམ་དབང་པོ། 1593-1651)時期對寺院壁畫進行了重繪。寺院杜康大殿內現保存有勉唐派和欽孜派兩種風格的壁畫作品,在同期寺院壁畫中極為罕見,對竹巴噶舉的歷史和西藏繪畫史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其中十六羅漢壁畫作為勉派作品的珍貴遺存,既是漢藏美術與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證,更對於西藏本土羅漢繪畫的譜系研究有著關鍵性的作用。而佛傳故事壁畫是西藏現存欽孜派繪畫寥寥可數的經典之一,其體量之大、保存狀況之完整、繪畫技藝之精湛皆令人震撼,對研究欽孜派繪畫風格的嬗變和西藏繪畫史的書寫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本文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通過藏文文獻的解讀並結合圖像學方法,擬對紮西通美寺杜康大殿壁畫的繪製年代、壁畫內容、繪畫風格等方面進行初步研究。

關於報告人:王小維博士

王小維,甘肅慶陽人,博士,工藝美術師,榆林學院藝術學院教師。2013年碩士畢業於西藏大學藝術學院,師從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勉唐派唐卡國家級傳承人格桑次旦老師。2021年博士畢業於西藏大學藝術學院,師從藏族美術史專家、藏族礦、植物顏料國家級傳承人阿旺晉美教授。2019年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交流學習。數年來深入考察了西藏重要的佛寺壁畫,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大通河流域明清時期曼荼羅圖像調查研究”,主持榆林學院2022年度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藏族傳統肖像畫研究”,在《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美術大觀》《西藏藝術研究》等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第三講:元代色目與瓜州東千佛洞第5窟之棕櫚類樹

報告人:張田芳博士(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議人:宏祥博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棕櫚類樹圖像是伴隨絲綢之路流傳的圖像之一,如棗椰樹,是西亞和北非地區的 “聖樹”,影響著不同的文化。向西傳至歐洲,向東經絲綢之路至中國西北,並出現在石窟藝術中。此類樹最早出現在敦煌北周石窟壁畫中,以初唐和盛唐的經變畫為最,中晚唐以後逐漸減少,總體而言,數量不是很多,存在感較弱。瓜州東千佛洞第5窟出現了以幾何形的彩色岩山、無憂樹與棕櫚類樹組合的圖像,棕櫚類樹的地位凸顯,其風格與印度和尼泊爾版畫風格極為相似,與此前敦煌莫高窟出現的棕櫚類植物的風格完全不同,是一種全新的風格。此外,這種植物還出現在黑水城出土的唐卡和西藏夏魯寺元代壁畫中。河西地區和西藏均不產此類樹木,它的出現與元代中後期大批西亞色目人的入居息息相關。

關於報告人:張田芳博士

張田芳,甘肅天水人。蘭州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敦煌學、西北民族史、宗教史研究。出版專著《敦煌寫本禪籍輯校》(文物出版社,2024年)和《敦煌寫本禪籍研究》(文物出版社,2024年)。先後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學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及會議文集中公開發表論文20餘篇。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及一般項目多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元時期河西諸族交融與民族格局的形成研究”(批准號:23BZS048)和2022年度甘肅省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元代河西走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批准號:22ZC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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