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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亚洲宗教中的仪式与物质性
张含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2023-09-21 10:24
来源：澎湃新闻
2023年6月13日至15日，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佛教和亚洲宗教仪式及物质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由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教授和莱斯大学黄士珊教授组织，共有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的二十一位学者参加并发表论文，由台湾地区“中研院”刘淑芬教授做专题演讲。会议还邀请了二十位博士生参与讨论。会议分为五个小组讨论，并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Laurel Kendal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Justin McDaniel担任评议人。
与会博士生
6月14日有四场讨论。第一场由四位学者发表演讲，包括Trent Walker、Kate Lingley、Maya Stiller和王萌筱。评议人Justin McDaniel认为这四篇论文都围绕着仪式的物质性展开，探讨了日常生活中看似无甚意义的仪式。McDaniel赞赏Walker详细讨论了19世纪暹罗僧侣在医疗和葬礼中使用的插图手稿，Lingley则考察了中国女性施造的形象和石碑，Stiller通过分析视觉材料，证明寺庙是不同社会阶层共存并提供独特经验阐释的公共场所。最后，王萌筱的论文论述了17世纪中国戏剧中道教和佛教仪式之间的共生关系。
McDaniel引用Fritz Stahl教授提出的“仪式的无意义”的概念来深入讨论仪式的物质性问题。他强调，人们常常参与没有明确和理性目的的活动，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仪式提供了一种控制感。针对仪式的研究方法论，他提出批评，认为过度关注“如何”“何时”“何地”和“什么”，而忽略了仪式背后的“为何”。他主张应该更深入探讨仪式背后的目的或意义。仪式是否只供人消遣？或是一种娱乐表演？还是有更深层的含义？最后他提出，仪式在宗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并非源于其内在意义，而在于其“为何”这个问题的模糊性和多种可能性。
在第一场的问答环节，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形式”和“物质性”的具体内涵。Walker回应说，“形式”是制作宗教物品的原因之一，它影响着物品的形制，并在其创作和接受过程中发挥特定的作用。Lingley和Stiller则都提到佛教物品形式的多样性，导致不同的体验。最后，四位发表人回应了评议人McDaniel提出的“为何”研究特定课题，以及仪式“为何”存在的问题。他们认为，研究仪式可以更好地说明抽象的宗教思想与现实的应用实践之间的关系。除了原始文本，发表人们更关注空间、社会历史和个体经验的重要性。最后，他们强调了仪式的情感成份，认为存在性的根本问题促使人类创造仪式和艺术。
第一场讨论
第二场四位发表人是Aleksandra Wenta、Wen-shing Chou、Sujung Kim、Susan Dine。评议人Laurel Kendall指出，这四篇论文都在讨论佛教的“物质性”，这一视角拓展和加深了佛教研究。她用“魔术烹饪法”的比喻来串联这四篇研究，指出宗教实践者将各种元素像食谱一样巧妙结合起来。仪式的成功与否，她认为取决于实践者的技巧，并举出佛教密教和道教的仪式加以说明。Kendall进一步讨论了感官在宗教物质性中的作用：味觉、嗅觉以及宗教物品的触感。感官经验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的，在宗教实践中使用物质能创造出一种深刻而鲜活的体验。Kendall认为，深入分析宗教物品的物质性、制作过程和功能，可以更好地理解宗教实践。最后，她认为历史文献与宗教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矛盾，而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协调这种矛盾。
第二场的问答环节提出了以下问题：在仪式和物质性的研究中，为何“有效性”如此重要？宗教实践是否会挑战佛教经典的权威性？如何理解宗教实践者为宗教物品赋能使其获得有效性？艺术家如何将社会和宗教元素融入其作品？发表人回应了三个主要问题：仪式和效用的概念，以及物质性对仪式的影响。他们讨论了仪式的复杂性，认为仪式不仅是人类活动，还是构建宗教元素和实践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他们探讨了失败的仪式，重点关注防止失败的不同策略。发表人进一步探讨了仪式何以被认为有用。他们从实践者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仪式的成本和财力投入等角度讨论了仪式的效用。最后，关于物质性的影响，几位发表人认为仪式中使用的物品可能具有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构成了仪式的整体意义。
第三场讨论的发表人分别是刘婧瑜、吴科萍、Seunghye Lee（李胜慧）、Chihiro Saka（坂知寻）。评议人McDaniel用可担负性（Affordances）和缠绕（Entanglements）这两个概念来总结四篇报告，强调这些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可担负性”这个概念是由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提出的，他给出的定义为“事物或环境的特性决定了它被使用的方式”。尽管事物有某种潜在的使用方式，但并不必然照此被使用。例如，椅子提供了坐的潜能，但并不强迫人坐下。学者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在仪式中使用的物品上，认为这些物品不仅标记了过去，还潜在地影响了未来的行动，预示着一种持续的参与。几位发表人讨论了仪式中的不同元素如何提供广泛的可能性，如遗迹、建筑、物品、文本和空间。这种可能性影响了仪式，仪式因此而不僵化和非预设。他们的研究报告不仅探讨了这些元素在仪式本身中的应用，也探讨了仪式前的预备和仪式后两个阶段。“纠缠”是评议报告的另一个关键概念，讨论的是非独立行动和相互依赖，帮助我们反思人与非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关系如何改变人们的方式。例如，有报告讨论了“纠缠”如何从物质中产生，如佛教经文中的共生理论。最后，McDaniel强调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鼓励年轻学者从原始文本中提炼理论。
第三场次的问答环节提出以下问题：特定的物品或媒质如何影响普通人？仪式和物品如何塑造神圣空间并影响人们的立场？新旧物品在仪式中有何区别和作用？人们为什么在仪式中选择特定的艺术形式或材料？这些研究是否提供一种理论促进学界的研究？几位发表人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回应：仪式的经济性、便易性和物质性。刘婧瑜提到，仪式的包容性构建了神圣空间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创造了一个宗教服务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如果仪式偏离正统教义或由不合格的人员执行时，会引起批评。吴科萍谈到仪式中材料的选择，指出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材料来表达其独特性。Lee认为要考虑物品的使用场景和具体用途，因为这有助于理解材料与仪式之关系。Saka描述了政府对“醮”的资助，并指出导致人们对材料偏好转变的经济原因。
第四场发表人包括David Mozina、Ching-chih Lin、Caroline Hirasawa和Yoonah Hwang。评议人Laurel Kendall认为，这四篇研究都讨论了宗教仪式中的物品的运动性。几位发表人深入探讨了在仪式中如何展开或以其他方式移动物件。物件的运动性要求研究者构建动态的仪式。此外，这些报告格外重视在仪式中物质的转化，如香料转化为烟和香灰。香灰被视为超自然主体（如神灵）的“定位器”，可以强化物件在仪式中的重要性。最后，评议人还指出，这些报告还探讨了宗教物品的感官体验，这也是其物质性的一种表现。这些物件是“感官的桥梁”，沟通可见和不可见的空间。总体而言，这些报告都深入研究了宗教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在实践中的复杂互动。
在第四场问答环节提出如下问题：如何定义、区分并分析日常生活和仪式中的共同物件（如香料、幡饰和造像）？宗教物品对制造仪式空间有什么作用？是否可以相信仪式专家所宣称的理由？是否可以将“可担负性”的概念从物品本身扩展到一般宗教、仪式和政治领域？鉴于环境研究的兴起，如何改变在仪式中使用香料的方法？香料是否可被其他物质替代？如果可以，则如何改变仪式的性质？物品在仪式中发挥传输点的作用，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媒介”而不是“物质性”这个词？除了视觉以外，其他感官如何参与仪式？在这方面，视觉是否优于其他感官？在仪式中，诸大元素的角色是什么？例如，风在标语中的角色是什么，火在燃烧中的角色又是什么。
发表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下。物品的使用往往以人为中心，但或许应该以更广泛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研究中需要注意到材料和物品的细节。因为环保问题，传统的进香方式已经发生改变。物质是与其他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如烟、风、沙和光等元素都可以作为沟通的媒介。宗教仪式中使用的旌幡，虽然通常很大，但能设计得轻巧易于移动。最后，Kendall以两个主要观点结束了讨论。首先，一个物品的物质性往往决定了其移动性；物品可以被拿起并移动。其次，也有一些物品必须有一定的大小或重量。她进一步讨论了一种中间的情形，有些物品最初具有运动性，而一旦放置下来就不可再挪动，比如越南通灵师的神坛物品，任何意外的移动都可能导致问题。
6月15日，进行了第五场讨论和总结性发言。第五组包括五位发表人：David C. Andolfatto、Megan Culbterson Bryson、Chuck Wooldridge、Youn-mi Kim和Carolyn Wargula。评议人McDaniel认为发表人的论文都探讨了仪式中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劳动，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劳动。他指出，研究者都渴望成为“过去的目击者”，他们收集历史碎片并在现代人的头脑中重建出过去的场景。但这种做法有风险，因为它有一个假定作为前提，即学者这一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之间被划清界限。为解决这个问题，McDaniel借助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的“艺术连结”（Art Nexus）理论。这个理论包含四个要素：艺术家、索引（即被使用的材料）、原型（灵感和风格的来源）以及接收者或观众，并阐述了每个要素如何互动和影响其他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随时间而变化。但McDaniel也强调了盖尔理论的局限性，并建议增加更多的要素，比如材料的仪式化和接受者对艺术品的持续贡献。此外，还需要说明“艺术连结”中各要素之间形成的时空关系。McDaniel最后提到了“面向对象的本体论”，这种哲学认为对象和实体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相互作用，从而使对历史背景和人工制品的理解进一步复杂化。
第五场问答环节提出以下问题。研究者应该如何对相信宗教物品的力量的研究对象保持敏感，理解他们的观点，但同时也保持批判性思维的视角？研究人员如何更好地处理不同的种族和文化意义？当代文化和社区研究中采用人种学和人类学方法如何有助于对历史材料的研究？这些方法的潜在危险是什么？如果每篇论文采用不同研究者（如Bryson）所使用的方法，结果会如何？能否在未来的研究中使用其他研究者的创新方法（如实验室技术、批评性方法）？受众的反馈如何影响学科的发展？发表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针对研究敏感性的问题，有发表人表示，他在研究中使用非侵入式的方法，并提到研究意图的重要性。比如，对护身符功效的看法，重要的不是护身符是否具有功效，而是使用者是否因佩戴护身符而产生精神上的解脱。
会议现场
之后共有六位发言人进行了总结性发言。第一位是刘淑芬教授，她说本次会议的优势是对亚洲宗教的跨地域讨论，强调仪式和物质性是宗教研究的一个突破。本会议讨论了宗教仪式和器物的区域差异，如光明真言和擦擦，刘淑芬认为可以对导致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更多研究。她还认为，本会议讨论得比较少的是个体的作用，如工匠和宗教专家如何创造和使用宗教物品。第二位是Laurel Kendall，她强调了研究宗教器物的物理属性的重要性，如形态、重量和布置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参与者对器物的使用。Kendall还提到了仪式的运动性，以及静止的物品对宗教氛围的影响。她还将仪式类比为烹饪，这个类比使研究者可以考虑工匠的技艺和工具的作用。Kendall进一步强调采用当代民族志的视角来重建复杂的过去。虽然当下的实践可能无法反映数个世纪前的实践，但它们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最后，她讨论了对护身符等宗教器物的主观认识，强调个人经历所赋予的独特意义。第三位总结发言人Justin McDaniel讨论了寺院空间的过度装饰和西方研究者对这种做法的质疑。他指出，这些质疑反映了一种有缺陷的纯粹教义形式。McDaniel最后使用意大利语中的动词“盯着”（停留），提出当进入一个寺院空间时，人们应该为这种感觉而“停留”，让这个空间和人类感官相接触，从而丰富人们对寺院空间的理解和体验。第四位发言人黄士珊对会议的形式作了反思，认为发言时间过短，不足以充分展示重要细节。此外，她鼓励更加重视视觉证据，提出对于视觉和物质文化的研究者来说，不仅要将图像作为论据，还要将其视为能作出结论的独立证据。第五位发言人太史文教授认为应该对仪式和器物的研究采取更加考究的方法。他指出，仪式虽然可以带来权力的统一，但也可能强化权力下的等级关系和不平等制度。仪式还可能掩盖了人类是神明的创造者的事实。最后一位发言人Kentaro Ide认为本次会议的特色是讨论了宗教仪式中身体和物质物件的多模式、多感官的体验。他还提出，可以继续研究参与仪式的社群和机构。最后，他强调自然元素在仪式中的重要性，如器物、空间，甚至神灵。
最后的问答环节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建议未来会议可以讨论研究课题的利弊，并表达了对具有功能性目的的器物的兴趣。第二，应该如何理解物质性的连续性和不同地区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第三，对仪式的负面看法是现代人独有？还是古人也有所质疑？第四，建议探讨仪式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建议继续讨论“仪式化的物质性”和“物质化的仪式”分别意味着什么。另一位与会者建议将制作和拆卸器物的过程视为一种物质性形式。其他问题包括，仪式所产生的安慰性和满足感、创造仪式和器物背后的动机，以及仪式专家和艺术家如何在某些限制下有所创作。因时间所限，尽管最后没有一一回答如上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为宗教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