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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四卷‧第二期（2021）：254–283; https://dx.doi.org/10.6939/HIJBS.202110_4(2).0011
（本文屬於專刊《佛教的跨地域傳播與佛教寫本研究》）
陳志遠《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
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
紀贇
新加坡佛學院
六朝即上自孫吳（229—280）,下迄陳代（557-589）, 定都南方（多數時候是以淮水為界，但會逐漸南縮）的諸個以漢族統治為主的重要政權。陳志遠此書即結集作者傾心於此一佛教時空的研究成果，也是近些年來此一斷代領域中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六朝佛教是一個集結了眾多佛教學者仔細耕耘的學術沃土。湯用彤（1893—1964)、宇井伯壽（1882-1963）、塚本善隆（1898-1980）、許理和（Erik Zurcher, 1928-2008）、嚴耕望（1916—1996）, 、任繼愈（1916-2009）、方立天（1933—2014）、諏訪義純（1934一）、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 1941-）等老一輩學者佳作眾多，而當代如船山徹、陳金華等海外佛教碩學也在此區間結出了累累學術碩果。
這一段研究成果豐碩，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此一時期為自東漢（25-220）末佛教之初傳後不久，很多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首先都要接觸自後漢時期開始的佛教發展，可以說這是一段治中國佛教學者難以跨越的學術門檻；其次，此一時期的材料也大體適中，尤其是與明（368-1644）清（1636-1912）以降佛教資料之浩如煙海相比，這一點就更加明顯。雖然陳志遠在書中提到“史料匱乏是中古史的根本困境”（頁8）, 但這種史料的匱乏比起資料的氾濫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一種優勢。就六朝佛教研究的具體而言，解決史料匱乏之途徑，莫過於挖掘尋找新材料與加深解讀舊材料。除此之外，就衹能從解讀範式上的轉變著手，並且盡可能多地利用多種學科手段，再在充分參考前輩學人的成果之上下功夫。說到底，這還是“加深解讀舊材料”這一路徑的延伸。再者，以分裂時期的南方與北方佛教而言，由於南方之傳世文獻比北方豐富。與此相對，北方之佛教史料則多為石刻碑銘。因此相對而言，前者更易於運用，這也在某種程度吸引了更多學者的關注；最後，相對於北朝佛教的質樸氣質與禪修等修行特點，南方的知識、精英傾向也要重於北方。在某種程度上，這更符合中古時期文人學者的氣質，這也可能是延及至今，佛教學界依然更重視南朝的潛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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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紀贇，文學博士，新加坡佛學院（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副教授，兼任教務主任、圖書館館長。曾出版專著《慧皎高僧傳研究》（2009, 上海古籍）、《佛教經典觀》（2011, 宗教文化）； 譯著《漢文佛教文獻研究》（2017, 廣西師大）、《佛教文獻學十講》（合譯， 2019, 中西書局）等；英譯漢學術論文四十餘篇；學術論文、會議論文與書評三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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