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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国际佛学学刊》第四卷‧第二期(2021):254–283; https://dx.doi.org/10.6939/HIJBS.202110_4(2).0011
(本文属于专刊《佛教的跨地域传播与佛教写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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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远《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
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

纪赟
新加坡佛学院

六朝即上自孙吴(229—280),下迄陈代(557-589),定都南方(多数时候是以淮水为界,但会逐渐南缩)的诸个以汉族统治为主的重要政权。陈志远此书即结集作者倾心于此一佛教时空的研究成果,也是近些年来此一断代领域中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六朝佛教是一个集结了众多佛教学者仔细耕耘的学术沃土。汤用彤(1893—1964)、宇井伯寿(1882-1963)、冢本善隆(1898-1980)、许理和(Erik Zurcher, 1928-2008), 严耕望(1916—1996),任继愈(1916-2009)、方立天(1933—2014)、诹访义纯(1934一)、筱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 1941-)等老一辈学者佳作众多,而当代如船山彻、陈金华等海外佛教硕学也在此区间结出了累累学术硕果。

这一段研究成果丰硕,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此一时期为自东汉(25-220)末佛教之初传后不久,很多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首先都要接触自后汉时期开始的佛教发展,可以说这是一段治中国佛教学者难以跨越的学术门槛;其次,此一时期的材料也大体适中,尤其是与明(368-1644)清(1636-1912)以降佛教资料之浩如烟海相比,这一点就更加明显。虽然陈志远在书中提到“史料匮乏是中古史的根本困境”(页8), 但这种史料的匮乏比起资料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优势。就六朝佛教研究的具体而言,解决史料匮乏之途径,莫过于挖掘寻找新材料与加深解读旧材料。除此之外,就只能从解读范式上的转变着手,并且尽可能多地利用多种学科手段,再在充分参考前辈学人的成果之上下功夫。说到底,这还是“加深解读旧材料”这一路径的延伸。再者,以分裂时期的南方与北方佛教而言,由于南方之传世文献比北方丰富。与此相对,北方之佛教史料则多为石刻碑铭。因此相对而言,前者更易于运用,这也在某种程度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最后,相对于北朝佛教的质朴气质与禅修等修行特点,南方的知识、精英倾向也要重于北方。在某种程度上,这更符合中古时期文人学者的气质,这也可能是延及至今,佛教学界依然更重视南朝的潜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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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纪赟,文学博士,新加坡佛学院(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副教授,兼任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曾出版专著《慧皎高僧传研究》(2009,上海古籍)、《佛教经典观》(2011, 宗教文化); 译著《汉文佛教文献研究》(2017, 广西师大)、《佛教文献学十讲》(合译, 2019, 中西书局)等;英译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学术论文、会议论文与书评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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