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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五卷‧第二期（2022）：404–412; https://dx.doi.org/10.6939/HIJBS.202210_5(2).0013
（本文屬於專刊《「佛教與本土社會」與「禪研究」》）
中古僧傳“書寫”研究的無限可能：劉學軍《張力與典範》書評
陳特（CHEN Te）
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
《高僧傳》是研治中古史、宗教史者無法繞過的大書。現代宗教史研究的開山大師陳垣先生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對《高僧傳》之史學價值早已多有抉發。而與援庵先生治史取徑頗不相同的錢穆先生在他那篇幅有限、獨具手眼且包孕了史學大判斷的講稿《中國史學名著》中，也將《高僧傳》與《水經注》、《世說新語》共列一講，作爲六朝史學名著之代表大爲表彰。具備如此重要性的《高僧傳》自然引來了現代學者的不斷關注，集中於該書的中文博士論文就有多種。就大陸學界而言，來自馬來西亞的黃先炳先生2005年於南京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高僧傳〉研究》；其後，紀贇先生以博士論文爲基礎的專書《慧皎〈高僧傳〉研究》在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2022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劉學軍先生由其博士論文發展而來的專書《張力與典範——慧皎〈高僧傳〉書寫研究》（以下簡稱“本書”）。如果說黃、紀著作主要在陳垣先生的延長線上，集中於文獻，以史源學之手段窮其本末；那麼本書則大受錢穆先生之啓發，從錢先生講稿中拈出“張力”一詞，集中於“書寫”展開。
一
如果說黃先炳、紀贇的《高僧傳》研究處理的是“書寫”最直接的層面：文獻源流；那麼本書則通過“文本細讀”與“史料批判”，圍繞着若干個案，嘗試討論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慧皎爲何如此作傳，此即本書所欲探究的“書寫”。大體而言，本書繼承了中古史研究的優秀傳統，通過比勘留存至今的有限的史料文獻，努力探尋史料間的罅隙，進而由罅隙作推測，由推理而彌合，從而完成二層次之“探幽”：一，某些“書寫”（也包括“不寫”）所關聯的史事究竟是怎樣的；二，慧皎面對如此人事，爲何要這般撰作？
如第一章探究《高僧傳》之編纂成書，第一節之標題爲“慧皎的‘欲說還休’”，這一節“根據極其有限材料”引發了一項“推論”：“寶唱的被擯極有可能涉及幾方力量的博弈”（頁26），也即很可能受到當時環繞在高層政治人物身邊的“權僧”的排擠。完成這一關乎寶唱的處境的推論（這屬第一層次）後，第二層次的疑問——“慧皎的‘欲說還休’”也就不難理解了：由於寶唱深陷權力之泥潭，處境窘迫，遠離都城的年輕僧人慧皎，多少也感受到了環繞着寶唱的禁忌，故而面對寶唱及其《名僧傳》，有了我們今日能夠看到的態度。在推闡上述二層次之疑問的同時，作者也對《高僧傳》初版本之“自序”的撰作時間區間作出自家推定。不難看到，在本書開篇的第一章第一節中，本書最大的特點已展露無遺，那就是在“考證”和“解釋”中雙向前進，基於一些可靠的事實（這些事實往往已被前人利用處理過）作合理的推論（也即“解釋”），而相應的推論又會構成下一步考證或解釋的基礎或助力。仍以第一章第一節爲例，作者在推出慧皎“也感受到了各種關於言說寶唱的禁忌”後，又下一注云：“由此，反過來也更加可以證明慧皎的那個帶有‘自序’的《高僧傳》版本，應該完成於寶唱遭受‘風波’的那幾年，即天監十八年到普通四年間。”（頁29）“反過來”三字，充分展示了 “考”與“論”之雙向推進。這樣一種雙向推進的論考，自然做不到“一錘定音”，而只能提出若干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設想。然而，推出一說而非證成定論，本就是中古史的常態。循環滾動的雙向推進，也是開拓相關研究的必由之路。前賢時彥以此法治政治史，大有成效。本書則循此路線，圍繞僧傳董理佛教史。不過，在政治史上卓有成效的“探幽”，是否同樣適用於僧侶與佛教史呢？
……
關於作者：陳特，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硏究中心、中文系講師，主要硏究方向為漢魏六朝文學、佛教與中國文學。先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獲得學士（2010）、碩士（2013）、博士（2016）學位，曾為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硏究中心（ICSCC）博士後硏究人員（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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