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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国际佛学学刊》第五卷‧第二期（2022）：404–412; https://dx.doi.org/10.6939/HIJBS.202210_5(2).0013
（本文属于专刊《「佛教与本土社会」与「禅研究」》）
中古僧传“书写”研究的无限可能：刘学军《张力与典范》书评
陈特（CHEN Te）
復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
《高僧传》是研治中古史、宗教史者无法绕过的大书。现代宗教史研究的开山大师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对《高僧传》之史学价值早已多有抉发。而与援庵先生治史取径颇不相同的钱穆先生在他那篇幅有限、独具手眼且包孕了史学大判断的讲稿《中国史学名著》中，也将《高僧传》与《水经注》、《世说新语》共列一讲，作为六朝史学名著之代表大为表彰。具备如此重要性的《高僧传》自然引来了现代学者的不断关注，集中于该书的中文博士论文就有多种。就大陆学界而言，来自马来西亚的黄先炳先生2005年于南京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高僧传〉研究》；其后，纪赟先生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书《慧皎〈高僧传〉研究》在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202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刘学军先生由其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专书《张力与典范——慧皎〈高僧传〉书写研究》（以下简称“本书”）。如果说黄、纪著作主要在陈垣先生的延长线上，集中于文献，以史源学之手段穷其本末；那么本书则大受钱穆先生之启发，从钱先生讲稿中拈出“张力”一词，集中于“书写”展开。
一
如果说黄先炳、纪赟的《高僧传》研究处理的是“书写”最直接的层面：文献源流；那么本书则通过“文本细读”与“史料批判”，围绕着若干个案，尝试讨论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慧皎为何如此作传，此即本书所欲探究的“书写”。大体而言，本书继承了中古史研究的优秀传统，通过比勘留存至今的有限的史料文献，努力探寻史料间的罅隙，进而由罅隙作推测，由推理而弥合，从而完成二层次之“探幽”：一，某些“书写”（也包括“不写”）所关联的史事究竟是怎样的；二，慧皎面对如此人事，为何要这般撰作？
如第一章探究《高僧传》之编纂成书，第一节之标题为“慧皎的’欲说还休’”，这一节“根据极其有限材料”引发了一项“推论”：“宝唱的被摈极有可能涉及几方力量的博弈”（页26），也即很可能受到当时环绕在高层政治人物身边的“权僧”的排挤。完成这一关乎宝唱的处境的推论（这属第一层次）后，第二层次的疑问——“慧皎的’欲说还休’”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宝唱深陷权力之泥潭，处境窘迫，远离都城的年轻僧人慧皎，多少也感受到了环绕着宝唱的禁忌，故而面对宝唱及其《名僧传》，有了我们今日能够看到的态度。在推阐上述二层次之疑问的同时，作者也对《高僧传》初版本之“自序”的撰作时间区间作出自家推定。不难看到，在本书开篇的第一章第一节中，本书最大的特点已展露无遗，那就是在“考证”和“解释”中双向前进，基于一些可靠的事实（这些事实往往已被前人利用处理过）作合理的推论（也即“解释”），而相应的推论又会构成下一步考证或解释的基础或助力。仍以第一章第一节为例，作者在推出慧皎“也感受到了各种关于言说宝唱的禁忌”后，又下一注云：“由此，反过来也更加可以证明慧皎的那个带有’自序’的《高僧传》版本，应该完成于宝唱遭受’风波’的那几年，即天监十八年到普通四年间。”（页29）“反过来”三字，充分展示了“考”与“论”之双向推进。这样一种双向推进的论考，自然做不到“一锤定音”，而只能提出若干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设想。然而，推出一说而非证成定论，本就是中古史的常态。循环滚动的双向推进，也是开拓相关研究的必由之路。前贤时彦以此法治政治史，大有成效。本书则循此路线，围绕僧传董理佛教史。不过，在政治史上卓有成效的“探幽”，是否同样适用于僧侣与佛教史呢？
……
关于作者：陈特，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硏究中心、中文系讲师，主要硏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佛教与中国文学。先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2010）、硕士（2013）、博士（2016）学位，曾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硏究中心（ICSCC）博士后硏究人员（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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