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ch’ŏn Haeinsa taejanggyŏngp’an (陕川海印寺大藏经板), Korea. FROGBEAR Cluster 2.2, 2019. Yohong Roh.
寄象狄鞮：
佛教译场、经典生成与亚洲文明的跨语际形塑
Ji–Xiang–Di–Di (Translation across the Four Directions): Buddhist Translation Institutions, Canon Formation, and the Translingual Shaping of Asian Civilizations
主办：旭日全球佛学研究网络、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
协办与承办：稽山书院、会稽山佛教高等研究院
2026年7月7-10日
诚邀参加国际研讨会「寄象狄鞮：佛教译场、经典生成与亚洲文明的跨语际形塑」！本次研讨会由旭日全球佛学研究网络、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主办，并得到旭日全球佛学研究网络诸伙伴大学齐力协办、稽山书院与会稽山佛教高等研究院承办。此次研讨会将于2026年7月7日（到达）至7月10日（赋归）于稽山書院举行。
一、研讨会宗旨与问题意识
《礼记·王制》有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所谓殊方异语，必借寄象狄鞮以达其意。翻译，自古即为文明交流之核心机制，而非寻常小技。汉设典客、鸿胪以掌殊俗；西域置译长；曹魏有译令史；唐代于中书省设翻书译语之职；明清以降，译官体制益加完备。翻译与国政、外交相终始，其于文明交涉之地位，昭然若揭。
然而，在公家译制之外，尚有一支影响更为深远的翻译传统——佛教译场。自姚秦罗什以降，译场制度日趋完备，分工精密，协作有序，形成古代世界罕见之制度化翻译共同体。译人既为弘法者，亦参与政治与边疆治理，如北齐时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等，非唯翻经说法，亦预抚绥羁縻之皇猷。佛教译事遂成为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之枢纽。
本研讨会旨在从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佛教经典（尤以汉译佛典为中心）之形成与演变，并探讨多语种翻译过程如何型塑佛教之传播网络，以及译典如何作为宗教与相关文化形态传播之媒介，对亚洲文明的生成与其内部互动模式产生不可替代之作用。
古代文明之交涉，不外商贸与宗教交流之和平往来，或军事冲突之暴力扩张。翻译制度与译场机构，正是联系中外文化之纽带，能化干戈为玉帛之枢机。唐代佛教译场，不仅吸引南亚僧俗万里来华，新罗与东瀛佛教徒亦赴中土参与译事、研习典章。译场之兴，遂为华夏与异域文化交汇融合之大熔炉。诚如古人所言：“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晏如。”
唐宋之际，中华文化臻于高峰，皆与制度化、大规模之译场运作相伴。其后译场制度式微，文明气象亦渐趋保守。抚今追昔，尤足省思：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之今日，我们能否从古代佛教翻译制度中汲取智慧，重建跨文明对话之典范？
本研讨会即在此历史纵深与当代关怀之交会处展开。
二、古代译场制度的文明意义
古代佛教译场之成功，约有四端，而此四端不仅关涉翻译技术，更深刻影响文明形态与思想格局。
（一）分工严密、制度明确：翻译作为制度工程
古代译场并非临时集会，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知识生产机制。译主主其大义，笔受记其辞句，证义校其旨趣，润文饰其辞章，更有参校、监译等角色分工合作。此种分层协作，使翻译不仅是语词对应之工作，更是集体审议与思想再造之过程。
在此制度之下，译文之形成经过多重检验与讨论，既保持原典义理之精髓，又兼顾汉语文体之典雅与可读性。翻译遂由个人技艺升格为公共制度，成为国家与宗教共同维护的文化工程。
（二） 协作而非个体翻译：跨语际共同体的形成
古代佛教翻译从来不是孤立译者的个人创作，而是多语人才共同参与的跨地域协作。译场往往汇聚来自南亚、中亚与中土的僧俗学者：有精通梵语者，有熟谙汉文者，有洞悉义理者，有长于文辞者。不同文化背景与语言传统在此交会，使译场本身成为文明对话的现场。
这种协作模式，使语义转换成为跨文明理解的过程，而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入。概念在对话中获得重塑，如“空”“性”“如来藏”等核心术语，既保留印度思想之深义，又融入中国哲学语境之表达。译场于是成为语际创造之实验室。
（三）人才养成与思想共振：译场作为知识共同体
译场既为翻译机构，亦为思想生成之空间。随译随解，随解随辩，师友切磋，义理辨析，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参与译事者，不仅学习语言技能，更在义理讨论中深化对经典之理解。
许多重要思想流派的兴起，往往与译场活动密切相关。译场既培养通晓多语的翻译人才，也孕育新一代思想家。经典的转译，往往成为思想转型的契机；术语的确立，往往标志哲学问题的新生。译场因此成为文明内部创造力的重要来源。
（四） 多元资助与社会参与：翻译作为公共事业
佛教译场之长期延续，有赖于稳定而多元的资助机制。世俗政权往往出于文化整合与外交考量而提供制度保障与经费支持；同时，社会善信亦以供养、刻印、护持等方式参与其间。翻译遂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投入的公共事业。
此种公共性，使佛教翻译超越宗教内部事务，而成为社会整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译典之流布，不仅丰富思想资源，也塑造阅读群体与教育制度，进而影响伦理观念与审美趣味。
综观而言，古代译场制度的意义，远超文本层面。它所生成的，不仅是译本，而是一种制度形态、一种知识生产模式、一种跨文明对话的精神。
当翻译制度昌明之时，语际互通，思想交流，文明气象往往开放而进取；当翻译机制衰微之际，知识流动减缓，文化亦趋封闭与保守。佛教翻译史因此成为亚洲文明互动史的重要侧面——它见证了思想如何跨越疆界，语言如何重塑世界观，制度如何保障文明的持续创造。
换言之，译场不仅生成文本，更生成思想；不仅组织人力，更塑造制度；不仅传播宗教，更形塑文明。
三、方法论创新
本研讨会不仅旨在重述佛教翻译史，更期望在方法论层面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使佛典翻译研究从传统文献整理与思想诠释，进一步迈向跨学科整合与理论创新。方法论创新，并非仅为技术更新，而是视野与问题意识的转换。当我们从文本、制度、技术与全球比较等多重维度审视佛教翻译时，翻译将不再只是语言行为，而成为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之一。在此意义上，本研讨会期望搭建一个跨学科、跨语种与跨区域的对话平台，使佛教翻译研究走向更为开放与整合的未来。
（一） 跨学科整合：从文本校勘到制度分析
佛教翻译研究长期以文献学与思想史为核心，本研讨会鼓励进一步整合语言学、制度史与知识史的研究视角。翻译既是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也是制度运作与知识生产的社会现象。
在文本层面，可透过精密校勘与语法分析，揭示译语选择与语法结构的转换机制；在思想层面，可探讨核心术语如何在语际转换中生成新的概念网络；在制度层面，则可分析译场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与资源流动，理解翻译如何嵌入政治与文化结构之中。
此种跨学科整合，将使佛教翻译史从单一文本研究，转向多维度的文明研究。
（二）数字人文与版本比对技术的应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规模文本比对与多语对勘已成为可能。佛教典籍历经多次翻译与重编，其版本系统极为庞杂。运用数字人文工具，可进行跨语种文本比对、语词频率分析、术语演变追踪与翻译模式建模。例如：
- 梵汉对勘与术语对应资料库建构
- 不同译师译风的统计比较
- 译场时期语言风格的量化分析
- 经典流布路径的数据可视化
此类方法不仅提升研究效率，更可为翻译史研究提供新的证据形式与理论支撑，使传统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形成互补。
（三）比较翻译学与历史语义学方法
佛教翻译乃世界翻译史上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工程之一，理应纳入比较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本研讨会鼓励将汉译佛典与希腊哲学拉丁化、圣经翻译传统、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译经运动等加以比较，探讨不同文明中翻译制度与知识转型的共通机制与差异路径。
同时，历史语义学方法可用以追踪关键术语在语际转换中的意义变化。例如“法”“空”“性”“识”等词，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文本语境中如何获得新的语义层次。翻译不仅转换语言，更生成语义；不仅传递思想，更创造思想。
（四）在全球翻译史框架中的重新定位
长期以来，佛教翻译研究多被视为东亚宗教史或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然而，若置于全球翻译史与文明交流史的宏观框架之中，佛教翻译运动实可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经典整理、阿拔斯王朝的“智慧宫”翻译运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再译并列，成为世界知识转型的重要节点。
本研讨会倡议将佛教翻译重新定位为一场横跨千年的跨文明知识运动。其制度规模、语种跨度与思想深度，皆足以构成全球知识史中的典范案例。透过此一视野转换，佛教翻译史将不再仅属于区域史，而成为理解世界文明互动机制的重要范本。
四、当代意义与学术前景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织的当代世界，语言接触与文化互动日益频繁，翻译已成为知识流通与文明对话的基础机制。然而，翻译亦面临新的张力：语言霸权与在地性之间的矛盾、技术加速与理解深度之间的落差、信息传播与意义生成之间的断裂。在此背景下，回望佛教翻译的历史经验，并非单纯的学术回顾，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明思考。
翻译既为文明交流之桥梁，亦为思想创造之工场。佛教翻译史显示：当翻译制度昌明、语际对话畅通之时，文明则呈开放、包容与进取之气象；当翻译机制式微，文化则趋于封闭与自足。古代译场制度所展现的协作精神、分工精密与义理共议，不仅保证了经典文本的质量，也孕育了跨语际、跨文化的思想共同体，生成了制度秩序、知识网络与文明气象。
首先，古代译场制度提供了一种高度协作、责任明确、兼顾义理与文辞的翻译典范。在当代学术翻译日益个人化、碎片化的情势下，如何重建跨语种、跨文化的协作机制，使翻译回归为公共知识工程，成为值得深思的课题。佛教译场所展现的共同审议与反覆证义精神，或可为今日跨国学术合作提供历史借鉴。
其次，佛教翻译史提醒我们：翻译不仅传递既有思想，更创造新的概念世界。当“空”“性”“缘起”等术语在汉语语境中获得新的表达形式时，它们已不再只是外来思想的转写，而是成为东亚思想史的一部分。此种「语际生成」的过程，为理解全球知识转型与概念流动提供了重要范式。在当代全球知识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如何在翻译中维持思想的创造性，而非仅仅追求对等对应，尤显重要。
再次，从文明史的角度观之，翻译往往与和平交流相伴。当语言互通之机制健全，文明间的理解与互信亦随之增强。所谓“寄象狄鞮”，不仅为古代对异语之名，更象征文明互通之大道。本研讨会期望在历史与当代之间，重建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思想对话典范，为亚洲文明研究与全球翻译史开启新的视野。
最后，在学术发展层面，佛教翻译研究正处于方法与视野转型的关键时刻。随着数字人文技术、跨语资料库与全球比较研究的兴起，佛典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语种或区域传统，而有可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跨文明文本研究”。在全球知识重组与多语秩序再构的当代语境下，重思佛教译场之制度智慧，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亦是对未来的召唤。
总而言之，翻译若如驿传通其道路，则译传通其心志；道路可以迅疾，心志尤需深远。本研讨会期望通过历史与当代之间的对话，探索佛教翻译所蕴含的文明智慧，为全球文明交流与跨文化知识生产提供新的范式。
五、核心议题与理论方向
本研讨会将围绕「翻译—经典—文明」三重结构，从历史、文献、制度与思想史多维度展开讨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议题：
- 佛教文献历次结集的历史与现实
从印度结集传统至汉地编藏工程，经典何以成为“正典”？其历史性与建构性如何交织？
- 佛教典籍的口传与书写
口诵传统、记忆技术与书写媒介之转换，如何影响经典文本的稳定与变异？
- 译典与汉语大藏经的形成与发展
汉译佛典的分期、版本系统、刻藏工程与知识分类，如何重塑东亚思想格局？
- 译传疾乎驿传：佛典翻译在亚洲文明传播史上的独特意义
梵、犍陀罗、龟兹、汉语、藏语、粟特语等多语互动网络中的语义转换与文化调适。
- 佛教典籍的生成与疑伪经问题
所谓“疑伪”如何理解？其生成机制与思想创造力，是否可视为在地化创发？
- 典籍成立与传译：思想史的维度
翻译如何改造概念？如“空”“性”“如来藏”“菩提”等核心术语的语际生成。
- 翻译的再翻译：历史智慧与当代启示
从古代译场的协作模式与术语共识机制，反思当代学术翻译与跨语研究的制度设计。
- 媒介与信息：翻译作为文明传播的载体与技术
译场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节点，如何在古代信息网络中发挥类似“媒体平台”的功能？
本次研讨会组委会欢迎任何与研讨会主题相关之投稿。与会之相关费用，包括研讨会期间食宿费用，将由研讨会组织方承担。研讨会组织方也将视资金之宽裕度，为有需要之与会成员提供部分旅费津贴。本研讨会计划出版中、英文论文集各一部。 有把握在2026年6月中旬前完成论文初稿，并在2026年10月中旬前完成论文定稿的学者，欢迎申请与会。有意参会者，请于2026年4月15日（周三）前将参会论文摘要与最新学术简历投掷到： frogbear.project@ubc.ca。
本研讨会是作为我们项目的年度佛学菁英班的一部分而举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