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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国际佛学学刊》第五卷‧第一期（2022）：255–260; https://dx.doi.org/10.6939/HIJBS.202205_5(1).0013
（本文属于专刊《「文本与图像」与「佛教传记」》）
书评：高万桑《神谕——中国宗教史中启示的仪式产物》（Making the Gods Speak）
武微（WU Wei）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本书是高万桑教授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对“扶乩”（spirit-writing）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高万桑教授现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学系道教史讲座教授，兼任宗教学系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宗教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宗教专业人士（religious specialists）——作为一种职业的社会属性的研究有卓越的贡献。他之前为我们所熟知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例如200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专著《1800-1949的北京道士，一部城市道士的社会史》（The Taoist of Beij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他对“扶乩”这一主题也早有关注。他在2015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扶乩，经典化以及神圣救世主的兴起： 文昌、吕祖和关帝, 1700-1858》（“Spirit-Writing, Can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Divine Saviors: Wenchang, Lüzu, and Guandi, 1700-1858”），而本书的第七章就是基于这篇研究修改而成的。跟以往一些研究的关注重点不同，例如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具体的个案，而在本书中，高万桑教授在以仪式为中心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关于“启示”（revelation）的丰富历史，探讨了其发展的内因与意义。
作者系统的审视了中国宗教史上的“降神”仪式（the god manifest itself or the priest causes the god to manifest itself），认为制造出“启示”的仪式通常都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比如说祈福，而启示大多时候都是这些仪式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作者从整体上介绍了在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有关降神的仪式和方法，并将其归纳为两种范式，第一种是神的自然显现（spontaneous presence），第二种是通过仪式“请”神或者“召”神（ritualized presence)。作者认为大部分的神可以通过任意一种范式显现，但是神本身的地位跟神降临的方式也有一定联系，例如，地位高的神，如佛祖和天尊，通常不会通过控制灵媒（medium）的方式显现，而地位低的神，如地方神，也不会书写出水平较高的经书。第二章，作者考察了启示的起源以及其自汉代到十世纪的发展。作者把启示分为五种类型，包括经书（sutra-type），偶遇（encounter-type），附体（possession-type），存思（visualization-type），和显现（presence-type）。前三种类型是通过神主导而实现的（divine agency），而后两种是通过人的作用而实现的（human agency）。其中前四种类型经常出现在中古时期，而第五种主要出现于中国近代。作者认为神的启示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所以反对不加区别的使用“通灵的”（mediumistic）来概括启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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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武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主要致力于中古时期道教文学、宗教传记、道教女性以及佛道教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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