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講座

2018年10月, UBC
題目:”儀式、舍利寶函、地方傳奇:全球視野下的新羅王朝雙塔”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金延美(梨花女子大學)

[安章憲攝影]

七世紀中葉,新羅王朝結束了朝鮮半島上長時期的三國鼎立,也在此時,雙塔被引入了朝鮮半島。新羅統一半島後,一直到十世紀王朝結束,朝鮮半島上建造了大量的雙塔。此前我們經常簡單地假定雙塔只是單塔的加倍,但是我認為雙塔有更為複雜的儀式功能和宗教意涵。本次演講說明,儘管起源與中國,雙塔在朝鮮半島上有了極大的變化。根據考古數據和銘文,本次演講探討了新羅-唐戰爭時期(670-676)密教儀式是如何進行的,以及文武王(r. 661-681)的龍王傳說如何將雙塔轉變為護國建築的象徵。


2018年10月, UBC
題目:”讓佛教與東亞宗教研究項目(FROGBEAR)的資料在本科生的課堂上更有意義”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安素桑 (艾利森山大學)

本次演講邀請我們來思考在本科生的課堂上如何能夠更有效地使用佛教與東亞宗教研究項目(FROGBEAR)團隊整理的新的文本和視覺材料。本次演講除了介紹到目前為止國際團隊的學者和學生們所匯集的各種材料外,還將提出一些具體的策略,以將這些材料從田野帶到本科生的學習環境中。

 


2018年10月,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題目: “譯經中的政治:李提摩太與《大乘起信論》”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龔雋 (廣州中山大學)

本文主要探討晚清英國來華新教傳教士李提摩太英譯《大乘起信論》——這部對東亞佛教思想史產生深刻影響的大乘佛教論典——背後所隱藏的思想傾向與政治意涵。文章把李提摩太的翻譯視為一種“思想史事件”,主要從具體的思想史脈絡中來揭示其譯經背後的動機、策略與思想意涵。首先,文章把李提摩太的翻譯放置於19世紀以來中國和西方不同佛教學語境中來加以考察,以闡明李提摩太英譯《起信論》的動機及其所蘊涵的思想策略,從中可以發現他英譯《起信論》一面是試圖從中領會基督教傳教中國所需要學習的中國化經驗,同時也是為了回應歐洲19世紀南傳佛教的譯傳對基督教所產生的衝擊。接著論文詳細探究了李提摩太在英譯《起信論》時所重新解釋的“大乘”與“小乘”佛教概念,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大乘西源說,即大乘佛教思想源於基督教思想。最後,文章詳細討論了李提摩太英譯《起信論》概念中的“洋格義”,即他如何通過翻譯來重新構造《起信論》思想,試圖把這部大乘佛教論典基督教化。


2018年10月,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題目: 太虛的世界佛教運動及其文明論述: 以1920年代為中心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龔雋 (廣州中山大學)

本演講的主題立足於思想史的視野與方法,對太虛在1920年代的世界佛教運動及其文明論述進行詳密的討論與分析。演講包括三個方面內容。首先,把太虛的東西文明論放置在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有關東西文明與文化論爭這一脈絡中來加以審查,以深入理解太虛相關論述的思想史處境。其次,詳細討論太虛歐美布教中的文明論論述,特別說明他是如何“格義”佛教與西方的科學、哲學而另立新說。最後,對太虛佛教世界化的文明論述進行評論,闡析其論述背後復雜的思想面向,特別是他的文明論述中所隱含的東方主義及其民族主義觀念。


2018年10月, UBC
題目: “由寂而照: 社會變遷中的大理寂照庵”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宣方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在教學理論研究所)

大理蒼山寂照庵始建於明初,後被毀,1919年重建,1980年代初期恢復成為宗教場所,並轉變成為比丘尼道場。恢復後的三十幾年,絕大多數時間它都和之前數百年間一樣籍籍無名,直到最近幾年,因為移動互聯網和自媒體的興起,幾乎在一夜之間從人跡罕至變成門庭若市,成為網紅寺院,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尼寺“、“最文青的寺院”等。本文通過對寂照庵住持妙慧法師、相關居士和大理佛教界其他資深人士的訪談,勾勒了1980年代以來寂照庵的文化變遷過程、這種變遷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產生的一系列效應。

大理被稱歷史學家為“亞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佛教文化積澱深厚,古稱妙香佛國,大理國時期有九位皇帝出家。降及明代,大理尤其是蒼山諸寺仍是雲南佛教的重鎮,緊鄰寂照庵的感通寺被譽為當時滇中首剎,明清以來雲南佛教的靈魂人物——擔當法師的舍利塔也安置於此。1919年唐繼堯重建寂照庵,也印證了蒼山佛教在雲南本土精英心目中的地位。

但同時,雲南地處西南邊陲,經濟落後,交通不發達的大理更是如此。因此,後“文革”時期特別是1980年代,大理佛教剛開始恢復時,雖然佛教有著良好的信眾基礎,但各個寺廟的重建依然舉步維艱。1980年代初,以落實戒律和佛教界領導層關於男女別住的要求為契機,“文革”以來合住在感通寺的比丘尼被遷出,入住破爛不堪、用作倉庫的寂照庵。寺眾的經濟來源局促,日常生活艱難。

1980年代中後期,香港作家金庸武俠小說的引進和風靡,特別是相關影視作品的流行,構建了大眾傳媒中關於大理佛教乃至傳統佛教的浪漫想像,並惠及大理佛教的實際重建進程。但影響所及,主要是大理本地的著名大寺院,包括與寂照庵近在咫尺的感通寺。

1990年代以後,遷居大理的外來文藝青年、藝術家乃至異議人士越來越多,蒼山中游客不多的寺院成為他們對山林隱逸傳統的心裡投射,方外之人的形像成為他們身處江湖睥睨廟堂的自我認知的一部分,但這類設定需要的風雅、趣味,使得他們更青睞無為寺這樣的寺院,而寂照庵這類卑微的尼寺僅僅是一個偶爾涉足的場域而已。

2008年至2011年期間,受一位著名的當代佛教法師的末日觀影響,許多外地佛教徒移居大理。他們以自建的寺院、書院、民辦學校、素餐館等,形成自成一體的文化網絡,並積極向外拓展,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當地佛教生態,例如遍布蒼山、雞足山野外的念佛機。

上述四層背景疊合在一起,都對寂照庵興起產生了各自影響:第一層當地居民的文化記憶,構成本地普通信眾始終護持寂照庵、文化精英關注寂照庵、社會民眾游覽寂照庵的心理背景,即使在旅游業不發達的1980年代初期也是如此;第二層大眾傳媒構造的文化想像,成為外地普通游客開始踏訪寂照庵的心理驅動;第三層方外之地/世外桃源的想像,則是在地化的外來文藝青年和文化精英探訪和敘述寂照庵的心理動機;第四層外來信眾的遷入,特別是他們對大理素食文化圈的建構,客觀上促進了逐漸以免費素食聞名的寂照庵的知名度。

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如商業化時代的自媒體對於寂照庵形像的提升和重塑來的迅猛。對於寂照庵形像重構和可見度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有二:一是2012年秋季,一位外地設計師免費幫寂照庵設計重修,使它有了更為素樸清新的文藝範,受到游客們的喜愛;二是2016年以來一些自媒體對於寂照庵的宣傳,令其幾乎一夜之間成為網紅寺院,特別是“一條視頻”所拍攝的四分多鐘的短片,瀏覽量達到844萬,即使是“一手video”最近跟風拍攝的一分鐘短片,瀏覽量也已經達到198萬。驟然而至的網絡曝光迅猛粗暴地改變了寂照庵的生態:如今普通一天的訪客數量,遠遠超過過去一年的總和。以前寺裡素食免費,也只有三五個人光顧,現在需要支付二十元,還得排隊等候半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去寂照庵吃素,欣賞遍滿寺院、品種繁多的多肉植物,似乎成了“小眾”游客游蒼山的標配。

曾經沉寂的小寺院驟然間被聚光燈照亮,隨之而來的一切都發生改變。一度只有住持妙慧法師一人的小寺院,現在已有五六位出家人和七八位常住寺院的居士。曾經為生計發愁的寂照庵,現在生存已不是問題,但巨大的客流量並沒有帶來相應規模的供養等經濟收入,反而因游客太多改變了寺院原來的幽靜氛圍。現在住持最頭疼的,是她十分喜愛的多肉植物等花卉不斷被粗心的游客破壞,巨大人流帶來的消防安全壓力特別是防火問題也令她十分擔心。

習慣了寧靜生活的妙慧法師更深一層的煩惱是,如何在這樣嘈雜的氛圍中保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她的應對之道是堅持每天四點多就起床,下午不到六點就早早關閉寺門。如何在改變了的氛圍中弘揚佛法,也是她考慮的問題,為此她做出了擴建寺院等大膽嘗試,但似乎並不成功。

寂照庵由寂而照的文化變遷,是當代中國許多佛教寺院命運的一個折射:只有當他們作為滿足大眾文化想像的客體被消費時,才會贏得程度不等的關注和觀照,而他們自身的主體性始終不被信眾以外的社會群體特別重視;與此同時,僧眾仍然在堅持他們的宗教主體性和文化自主性。在寂照庵的個案中,妙慧法師堅持了四十年的宗教生活,上世紀八十年代還食不果腹,到了21世紀頭十年,依然困窘到屋頂被寒風吹走,她始終選擇堅持。那使寂照庵聞名天下的素齋和滿院多肉植物,其實也是她自己多年的選擇和堅持,並非為了迎合圍觀的目光。只是,她自己都不知道,未來的寂照庵將會如何。


2018年9月, UBC
題目: “重新想像東亞佛教:宋代佛教的吳越基礎以及更遠(杭州地區作為佛教的中心和故鄉”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魏雅博 (亞利桑那大學)

佛教研究從一開始便更加重視其在印度和南亞的發展,將佛教在其他地區的發展視為印度模式的產物或轉向。實際上,所有主流的教科書都是主要講述佛教在印度的發展,而把其他地區的佛教,尤其是東亞佛教作為事後補充。這並非偶然,而是激發西方佛教學術研究的特定文化架構的必然結果。到十世紀時,印度佛教已然消解,不再是佛教發展的源泉。而此時,中國佛教開創了高度中國化的佛教新形態,印度佛教對中國佛教而言不再是活力的源泉而僅留存著一些被動的影響。此演講聚焦於中國的一個地區— —以杭州為中心的吳越地區。在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佛教思想、修行方式和組織架構的基礎上,正是此地成為了佛教的新的故鄉。這些新的佛教思想、修行方式和組織架構成為了宋代佛教的基礎,也成為了遍及東亞地區的新的佛教型態傳播的範本,並且直至今日仍是東亞佛教的內在組成部分。


2017年11月, 耶魯大學
題目: “ 從衝突到融合——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郝春文 (首都師範大學)

本文對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間傳統私社與佛教的關係進行了初步考察,揭示出在兩晉南北朝隋代二者關係的主線是殺生和禁止殺生,即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在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對立與衝突;唐五代時期二者關係的主線是兩種文化的相互寬容和融合。在這一演變過程中,寺院與僧人在態度和策略方面的改變也是很明顯的。前一階段寺院和僧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採取的對立的態度,使用各種手段要求或者迫使社邑放棄傳統的觀念和行為方式,接受外來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後一階段寺院和僧人轉而對傳統文化採取寬容、支持和參與的態度,所考慮的是能參與些什麼傳統活動或能幫助傳統私社做些什麼,即以接受部分中國傳統觀念和行為方式為媒介,將外來的觀念和行為方式與傳統的觀念和行為方式最大限度地糅合在一起。這種平等相待的態度和求同存異的策略所取得的效果是顯著的。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在私社思想與活動中的融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寺院與僧人之態度和策略的轉變,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7年11月, 耶魯大學
題目: “宋代佛教懺儀之哲學與實踐”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聖凱  (清華大學)

唐宋之際,中國佛教在理論探索和宗教修行方面,都經歷了重大的變革。宋代佛教尤傾向於修行實踐。宋代天台宗人之禮懺風氣盛行,並且制作不同於隋唐時期之懺悔儀軌。淨源作為中興華嚴宗的學者,必須為本宗的實踐作出努力,而華嚴宗本身缺乏實踐性,唯一可以作為實踐行儀只有《修證儀》,於是淨源不得不將十八卷刪為一卷。但是,這樣無形中減少了華嚴宗懺法本身的重理性、重思想的特色。懺法不僅包含消除業罪的儀式,還包括一些志存更高遠的儀式。彼時,在“國家佛教”背景的考量下,它變成了一個消除共業、保家護國的儀式。在宋代,佛教社邑得到持續發展。社邑因信仰而聚集,因懺法實踐而團結。在佛教懺法的影響下,中國佛教這一時期走向大眾化、社會化。


2017年10月, UBC
題目: “十三、十四世紀中國天台宗和日本天台宗的相遇”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古龍諾 (維吉尼亞大學)

日本僧人俊芿(1155-1227)曾在中國學習天台、淨土和戒律十三年。返回日本時,他從大宋攜帶了大量的中文典籍,也帶回了與日本天台宗僧人完全不同的修行方式。儘管俊芿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對天台宗僧制的影響十分有限。在此次演講中,我主要關注日本著名學者仁空 (1309-1388)如何回應俊芿的挑戰。


2017年10月, UBC
題目: “宋代佛教懺儀之哲學與實踐”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聖凱  (清華大學)

唐宋之際,中國佛教在理論探索和宗教修行方面,都經歷了重大的變革。宋代佛教尤傾向於修行實踐。宋代天台宗人之禮懺風氣盛行,並且制作不同於隋唐時期之懺悔儀軌。淨源作為中興華嚴宗的學者,必須為本宗的實踐作出努力,而華嚴宗本身缺乏實踐性,唯一可以作為實踐行儀只有《修證儀》,於是淨源不得不將十八卷刪為一卷。但是,這樣無形中減少了華嚴宗懺法本身的重理性、重思想的特色。懺法不僅包含消除業罪的儀式,還包括一些志存更高遠的儀式。彼時,在“國家佛教”背景的考量下,它變成了一個消除共業、保家護國的儀式。在宋代,佛教社邑得到持續發展。社邑因信仰而聚集,因懺法實踐而團結。在佛教懺法的影響下,中國佛教這一時期走向大眾化、社會化。


2017年 11月, UBC 
題目: “潛入佛地:善應山和寶山上的「四顛倒」 ”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Wendi Adamek (Classics and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gary)

在本次演講中,我關注的是禮敬涅槃經中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的兩個石刻。第一部分介紹了這些名詞,常樂我淨也被稱為「四顛倒」,是如來藏理論的重要依據。中國人對《涅槃經》的常樂我淨的興趣在北朝、隋、唐的文獻或視覺作品中隨處可見。在第一處石刻 —— 善應山中窟(河南),我們發現一幅以常樂我淨為題的《涅槃經》中婆羅門本生故事,以及《涅槃經》中一段關於觀身的經文。在第二處石刻 —— 寶山大住勝窟(河南),我們發現一處石刻經文包含婆羅門本生偈頌。文有出入,時期不明。通過對《涅槃經》和兩處石刻的討論,我將說明,他們對「常樂我淨」四顛倒的展現正是「無我」和實現經文中所說的「我」的關鍵聯繫,這一聯繫也潛藏在各種有關如來藏的文本中。


2017年4月, 耶魯大學 
題目: “蒙古征服之後:華北地方社會秩序格局的變遷,1200-1600年”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王錦萍 (新加坡國立大學)

在13世紀初的金蒙戰爭中,華北地區原來的社會秩序全面崩潰。蒙古統治者給予全真教和佛教空前的政治經濟特權,使得僧道群體在金元變遷之際取代儒家士人成為新的社會精英。全真教、佛教組織與蒙古統治者和地方政府積極合作,領導了戰後社會經濟的重建和社會價值的重塑。蒙元統治下的華北地方社會因此出現了圍繞宗教組織展開的全新的秩序格局。


2017年4月, 普林斯頓大學 
絲綢之路 論壇

本次論壇為中英雙語,由兩位學者做主旨發言(Susan Whitfield魏泓 [國際敦煌項目];杜斗城 [蘭州大學]),並由兩位訪問學者做回應 (余欣 [復旦大學]; Annette Juliano 朱安耐 [羅格斯大學])。出席人數:105.  論壇網址:詳情請點擊 普林斯頓大學絲綢之路論壇

 

絲綢之路:讓我們誤入歧途?

發言人: Susan Whitfield 魏泓 (國際敦煌項目,大英圖書館)

回應人:余欣 (復旦大學)

“絲綢之路”對於我們理解前現代歐亞非大陸到底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還是一個誤導性的概念?它如何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標誌而且在近期成為了一種政治經濟策略,乃至一種或面臨威脅或被資助的學術領域?我們應該拒絕還是歡迎它呢? Susan Whitfield魏泓將探討這些問題,探索絲綢之路的起源、歷史、“絲綢之路”概念的發展以及它的現代表現形式。

 

從甘肅的新發現看古代絲綢之路

發言人:杜斗城 (蘭州大學)

回應人: Annette Juliano 朱安耐 (羅格斯大學)

陸上絲綢之路應當開啟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也應當早於宋代,而絲綢之路帶來的政治軍事利益可能大於經濟利益。本次演講將在此歷史背景下介紹近期甘肅省的佛教考古發現。


2017年3月, 耶魯大學
題目: “現代性和主體性:行動主義者如何重構尼泊爾社會 ” (<— 點擊獲取詳細內容)
演講者: 蓋爾勒 (牛津大學)

在社會文化人類學領域,即便是在並不傾向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學者中間,法國人類學家拉圖(Latour)的觀點和用語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拉圖用來描述現代性的詞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經常讓人引起聯想,但是拉圖對人類個體和群體的主體性的批判尤其不適合用來解釋各種新型身分認同的興起。在此演講中,我將描述尼泊爾新的“民族(ethnic)”和“宏觀類別(macro category)”的身分認同的興起,並說明此種分析可以適用於很多其他社會身分的研究。我認為行動主義者是拉圖混合體(Latourian ‘hybridity’)的主人和中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