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讲座

October 2018, UBC
题目:”仪式、舍利宝函、地方传奇:全球视野下的新罗王朝双塔”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金延美(梨花女子大学)

 

          [安章宪摄影]      

七世纪中叶,新罗王朝结束了朝鲜半岛上长时期的三国鼎立,也在此时,双塔被引入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半岛后,一直到十世纪王朝结束,朝鲜半岛上建造了大量的双塔。此前我们经常简单地假定双塔只是单塔的加倍,但是我认为双塔有更为复杂的仪式功能和宗教意涵。本次演讲说明,尽管起源与中国,双塔在朝鲜半岛上有了极大的变化。根据考古数据和铭文,本次演讲探讨了新罗-唐战争时期(670-676)密教仪式是如何进行的,以及文武王(r. 661-681)的龙王传说如何将双塔转变为护国建筑的象征。


October 2018, UBC
题目:”让佛教与东亚宗教研究项目(FROGBEAR)的资料在本科生的课堂上更有意义”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安素桑 (艾利森山大学)

本次演讲邀请我们来思考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使用佛教与东亚宗教研究项目(FROGBEAR)团队整理的新的文本和视觉材料。本次演讲除了介绍到目前为止国际团队的学者和学生们所汇集的各种材料外,还将提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以将这些材料从田野带到本科生的学习环境中。


2018年10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題目: 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龚雋  (广州中山大学)

本文主要探讨晚清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英译《大乘起信论》——这部对东亚佛教思想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大乘佛教论典——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意涵。文章把李提摩太的翻译视为一种“思想史事件”,主要从具体的思想史脉络中来揭示其译经背后的动机、策略与思想意涵。首先,文章把李提摩太的翻译放置于19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不同佛教学语境中来加以考察,以阐明李提摩太英译《起信论》的动机及其所蕴涵的思想策略,从中可以发现他英译《起信论》一面是试图从中领会基督教传教中国所需要学习的中国化经验,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欧洲19世纪南传佛教的译传对基督教所产生的冲击。接着论文详细探究了李提摩太在英译《起信论》时所重新解释的“大乘”与“小乘”佛教概念,以及背后所隐含的大乘西源说,即大乘佛教思想源于基督教思想。最后,文章详细讨论了李提摩太英译《起信论》概念中的“洋格义”,即他如何通过翻译来重新构造《起信论》思想,试图把这部大乘佛教论典基督教化。


2018年10月, UBC
题目: “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及其文明论述:以1920年代为中心 “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龚雋  (广州中山大学)

这次演讲的主题立足于思想史的视野与方法,对太虚在1920年代的世界佛教运动及其文明论述进行详密的讨论与分析。演讲包括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把太虚的东西文明论放置在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关东西文明与文化论争这一脉络中来加以审查,以深入理解太虚相关论述的思想史处境。其次,详细讨论太虚欧美布教中的文明论论述,特别说明他是如何“格义”佛教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而另立新说。最后,对太虚佛教世界化的文明论述进行评论,阐析其论述背后复杂的思想面向,特别是他的文明论述中所隐含的东方主义及其民族主义观念。


2018年10月, UBC
题目: “由寂而照: 社会变迁中的大理寂照庵”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宣方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在教学理论研究所)

大理苍山寂照庵始建于明初,后被毁,1919年重建,1980年代初期恢复成为宗教场所,并转变成为比丘尼道场。恢复后的三十几年,绝大多数时间它都和之前数百年间一样籍籍无名,直到最近几年,因为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人迹罕至变成门庭若市,成为网红寺院,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尼寺“、“最文青的寺院”等。本文通过对寂照庵住持妙慧法师、相关居士和大理佛教界其他资深人士的访谈,勾勒了1980年代以来寂照庵的文化变迁过程、这种变迁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产生的一系列效应。

大理被称历史学家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佛教文化积淀深厚,古称妙香佛国,大理国时期有九位皇帝出家。降及明代,大理尤其是苍山诸寺仍是云南佛教的重镇,紧邻寂照庵的感通寺被誉为当时滇中首刹,明清以来云南佛教的灵魂人物——担当法师的舍利塔也安置于此。1919年唐继尧重建寂照庵,也印证了苍山佛教在云南本土精英心目中的地位。

但同时,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的大理更是如此。因此,后“文革”时期特别是1980年代,大理佛教刚开始恢复时,虽然佛教有着良好的信众基础,但各个寺庙的重建依然举步维艰。1980年代初,以落实戒律和佛教界领导层关于男女别住的要求为契机,“文革”以来合住在感通寺的比丘尼被迁出,入住破烂不堪、用作仓库的寂照庵。寺众的经济来源局促,日常生活艰难。

1980年代中后期,香港作家金庸武侠小说的引进和风靡,特别是相关影视作品的流行,构建了大众传媒中关于大理佛教乃至传统佛教的浪漫想象,并惠及大理佛教的实际重建进程。但影响所及,主要是大理本地的著名大寺院,包括与寂照庵近在咫尺的感通寺。

1990年代以后,迁居大理的外来文艺青年、艺术家乃至异议人士越来越多,苍山中游客不多的寺院成为他们对山林隐逸传统的心里投射,方外之人的形象成为他们身处江湖睥睨庙堂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但这类设定需要的风雅、趣味,使得他们更青睐无为寺这样的寺院,而寂照庵这类卑微的尼寺仅仅是一个偶尔涉足的场域而已。

2008年至2011年期间,受一位著名的当代佛教法师的末日观影响,许多外地佛教徒移居大理。他们以自建的寺院、书院、民办学校、素餐馆等,形成自成一体的文化网络,并积极向外拓展,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当地佛教生态,例如遍布苍山、鸡足山野外的念佛机。

上述四层背景叠合在一起,都对寂照庵兴起产生了各自影响:第一层当地居民的文化记忆,构成本地普通信众始终护持寂照庵、文化精英关注寂照庵、社会民众游览寂照庵的心理背景,即使在旅游业不发达的1980年代初期也是如此;第二层大众传媒构造的文化想象,成为外地普通游客开始踏访寂照庵的心理驱动;第三层方外之地/世外桃源的想象,则是在地化的外来文艺青年和文化精英探访和叙述寂照庵的心理动机;第四层外来信众的迁入,特别是他们对大理素食文化圈的建构,客观上促进了逐渐以免费素食闻名的寂照庵的知名度。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如商业化时代的自媒体对于寂照庵形象的提升和重塑来的迅猛。对于寂照庵形象重构和可见度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有二:一是2012年秋季,一位外地设计师免费帮寂照庵设计重修,使它有了更为素朴清新的文艺范,受到游客们的喜爱;二是2016年以来一些自媒体对于寂照庵的宣传,令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网红寺院,特别是“一条视频”所拍摄的四分多钟的短片,浏览量达到844万,即使是“一手video”最近跟风拍摄的一分钟短片,浏览量也已经达到198万。骤然而至的网络曝光迅猛粗暴地改变了寂照庵的生态:如今普通一天的访客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一年的总和。以前寺里素食免费,也只有三五个人光顾,现在需要支付二十元,还得排队等候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去寂照庵吃素,欣赏遍满寺院、品种繁多的多肉植物,似乎成了“小众”游客游苍山的标配。

曾经沉寂的小寺院骤然间被聚光灯照亮,随之而来的一切都发生改变。一度只有住持妙慧法师一人的小寺院,现在已有五六位出家人和七八位常住寺院的居士。曾经为生计发愁的寂照庵,现在生存已不是问题,但巨大的客流量并没有带来相应规模的供养等经济收入,反而因游客太多改变了寺院原来的幽静氛围。现在住持最头疼的,是她十分喜爱的多肉植物等花卉不断被粗心的游客破坏,巨大人流带来的消防安全压力特别是防火问题也令她十分担心。

习惯了宁静生活的妙慧法师更深一层的烦恼是,如何在这样嘈杂的氛围中保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她的应对之道是坚持每天四点多就起床,下午不到六点就早早关闭寺门。如何在改变了的氛围中弘扬佛法,也是她考虑的问题,为此她做出了扩建寺院等大胆尝试,但似乎并不成功。

寂照庵由寂而照的文化变迁,是当代中国许多佛教寺院命运的一个折射:只有当他们作为满足大众文化想象的客体被消费时,才会赢得程度不等的关注和观照,而他们自身的主体性始终不被信众以外的社会群体特别重视;与此同时,僧众仍然在坚持他们的宗教主体性和文化自主性。在寂照庵的个案中,妙慧法师坚持了四十年的宗教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还食不果腹,到了21世纪头十年,依然困窘到屋顶被寒风吹走,她始终选择坚持。那使寂照庵闻名天下的素斋和满院多肉植物,其实也是她自己多年的选择和坚持,并非为了迎合围观的目光。只是,她自己都不知道,未来的寂照庵将会如何。


2018年9月, UBC
题目: 重新想像东亚佛教:宋代佛教的吴越基础以及更远 (杭州地区作为佛教的中心和故乡)”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魏雅博 (亚利桑那大学)

佛教研究从一开始便更加重视其在印度和南亚的发展,将佛教在其他地区的发展视为印度模式的产物或转向。实际上,所有主流的教科书都是主要讲述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而把其他地区的佛教,尤其是东亚佛教作为事後补充。这并非偶然,而是激发西方佛教学术研究的特定文化架构的必然结果。到十世纪时,印度佛教已然消解,不再是佛教发展的源泉。而此时,中国佛教开创了高度中国化的佛教新形态,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而言不再是活力的源泉而仅留存着一些被动的影响。此演讲聚焦於中国的一个地区— —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在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佛教思想丶修行方式和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正是此地成为了佛教的新的故乡。这些新的佛教思想丶修行方式和组织架构成为了宋代佛教的基础,也成为了遍及东亚地区的新的佛教型态传播的范本,并且直至今日仍是东亚佛教的内在组成部分。


2017年11月, 耶鲁大学 
题目: “从冲突到融合——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对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间传统私社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揭示出在两晋南北朝隋代二者关系的主线是杀生和禁止杀生,即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对立与冲突;唐五代时期二者关系的主线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宽容和融合。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寺院与僧人在态度和策略方面的改变也是很明显的。前一阶段寺院和僧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的对立的态度,使用各种手段要求或者迫使社邑放弃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接受外来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後一阶段寺院和僧人转而对传统文化采取宽容丶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所考虑的是能参与些什麽传统活动或能帮助传统私社做些什麽,即以接受部分中国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媒介,将外来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与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最大限度地糅合在一起。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和求同存异的策略所取得的效果是显着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在私社思想与活动中的融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寺院与僧人之态度和策略的转变,应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7年11月, 耶鲁大学
题目: “宋代佛教忏仪之哲学与实践”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圣凯  (清华大学)

唐宋之际,中国佛教在理论探索和宗教修行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代佛教尤倾向于修行实践。宋代天台宗人之礼忏风气盛行,并且制作不同于隋唐时期之忏悔仪轨。净源作为中兴华严宗的学者,必须为本宗的实践作出努力,而华严宗本身缺乏实践性,唯一可以作为实践行仪只有《修证仪》,于是净源不得不将十八卷删为一卷。但是,这样无形中减少了华严宗忏法本身的重理性、重思想的特色。忏法不仅包含消除业罪的仪式,还包括一些志存更高远的仪式。彼时,在“国家佛教”背景的考量下,它变成了一个消除共业、保家护国的仪式。在宋代,佛教社邑得到持续发展。社邑因信仰而聚集,因忏法实践而团结。在佛教忏法的影响下,中国佛教这一时期走向大众化、社会化。


2017年10月, UBC
题目: “十三丶十四世纪中国天台宗和日本天台宗的相遇”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古龙诺 (维吉尼亚大学)

日本僧人俊芿(1155-1227)曾在中国学习天台丶净土和戒律十三年。返回日本时,他从大宋携带了大量的中文典籍,也带回了与日本天台宗僧人完全不同的修行方式。尽管俊芿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对天台宗僧制的影响十分有限。在此次演讲中,我主要关注日本着名学者仁空 (1309-1388)如何回应俊芿的挑战。


2017年10月, UBC
题目: “宋代佛教忏仪之哲学与实践”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圣凯  (清华大学) 

唐宋之际,中国佛教在理论探索和宗教修行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代佛教尤倾向于修行实践。宋代天台宗人之礼忏风气盛行,并且制作不同于隋唐时期之忏悔仪轨。净源作为中兴华严宗的学者,必须为本宗的实践作出努力,而华严宗本身缺乏实践性,唯一可以作为实践行仪只有《修证仪》,于是净源不得不将十八卷删为一卷。但是,这样无形中减少了华严宗忏法本身的重理性、重思想的特色。忏法不仅包含消除业罪的仪式,还包括一些志存更高远的仪式。彼时,在“国家佛教”背景的考量下,它变成了一个消除共业、保家护国的仪式。在宋代,佛教社邑得到持续发展。社邑因信仰而聚集,因忏法实践而团结。在佛教忏法的影响下,中国佛教这一时期走向大众化、社会化。


2017年9月, UBC 
题目: “潜入佛地:善应山和宝山上的“四颠倒””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韦闻笛  (卡尔加里大学)

在本次演讲中,我关注的是礼敬涅槃经中涅槃四德(常乐我净)的两个石刻。第一部分介绍了这些名词,常乐我净也被称为“四颠倒”,是如来藏理论的重要依据。中国人对《涅槃经》的常乐我净的兴趣在北朝、隋、唐的文献或视觉作品中随处可见。在第一处石刻 —— 善应山中窟(河南),我们发现一幅以常乐我净为题的《涅槃经》中婆罗门本生故事,以及《涅槃经》中一段关于观身的经文。在第二处石刻 —— 宝山大住胜窟(河南),我们发现一处石刻经文包含婆罗门本生偈颂。文有出入,时期不明。通过对《涅槃经》和两处石刻的讨论,我将说明,他们对“常乐我净”四颠倒的展现正是“无我”和实现经文中所说的“我”的关键联系,这一联系也潜藏在各种有关如来藏的文本中。


2017年4月, 耶鲁大学 
题目: “蒙古征服之后:华北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变迁,1200-1600年”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王锦萍 (新加坡国立大学)

蒙古征服之后:华北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变迁,1200-1600年 在13世纪初的金蒙战争中,华北地区原来的社会秩序全面崩溃。蒙古统治者给予全真教和佛教空前的政治经济特权,使得僧道群体在金元变迁之际取代儒家士人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全真教、佛教组织与蒙古统治者和地方政府积极合作,领导了战后社会经济的重建和社会价值的重塑。蒙元统治下的华北地方社会因此出现了围绕宗教组织展开的全新的秩序格局。


2017年4月,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丝绸之路论坛

本次论坛为中英双语,由两位学者做主旨发言(Susan Whitfield魏泓 [国际敦煌项目];杜斗城 [兰州大学]),并由两位访问学者做回应 (余欣 [复旦大学]; Annette Juliano 朱安耐 [罗格斯大学])。出席人数:105.  论坛网址:详情请点击普林斯顿丝绸之路论坛

 

丝绸之路:让我们误入歧途?

发言人: Susan Whitfield 魏泓 (国际敦煌项目,大英图书馆)

回应人:余欣 (复旦大学)

“丝绸之路”对於我们理解前现代欧亚非大陆到底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还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它如何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志而且在近期成为了一种政治经济策略,乃至一种或面临威胁或被资助的学术领域?我们应该拒绝还是欢迎它呢? Susan Whitfield魏泓将探讨这些问题,探索丝绸之路的起源丶历史丶“丝绸之路”概念的发展以及它的现代表现形式。

 

从甘肃的新发现看古代丝绸之路

发言人:杜斗城 (兰州大学)

回应人: Annette Juliano 朱安耐 (罗格斯大学)

陆上丝绸之路应当开启於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应当早於宋代,而丝绸之路带来的政治军事利益可能大於经济利益。本次演讲将在此历史背景下介绍近期甘肃省的佛教考古发现。


2017年3月, 耶鲁大学 
题目: 现代性和主体性:行动主义者如何重构尼泊尔社会 ” (<— 点击获取详细内容)
演讲者: 盖尔勒 (牛津大学).

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即便是在并不倾向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学者中间,法国人类学家拉图(Latour)的观点和用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拉图用来描述现代性的词汇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经常让人引起联想,但是拉图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的批判尤其不适合用来解释各种新型身分认同的兴起。在此演讲中,我将描述尼泊尔新的“民族(ethnic)”和“宏观类别(macro category)”的身分认同的兴起,并说明此种分析可以适用於很多其他社会身分的研究。我认为行动主义者是拉图混合体(Latourian hybridity)的主人和中介者。